《汉匈战争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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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七月，位于大漠西北的名山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已经进入了初秋季节，金风微起，草木开始凋落，使本来就人烟稀少的山地更增添几许寂寞荒凉的景象。然而，随着大批汉军的到来，陡然间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变得热闹喧嚣起来。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在部将幕僚簇拥下，盘旋而上，立马山巅，颇有登高远眺，睥睨天下之感。举目望去，麾下诸军早已排列成阵，旌旗蔽日，金鼓齐鸣，车骑有序，一派威武雄壮的景象。回想自六月出塞以来，在匈奴南单于军的配合下，大败北单于军于稽落山(今蒙古额布根山)，前后俘获招抚匈奴部众二十万人，穷追北单于直至燕然山，大获全胜。面对此情此景，窦大将军不免踌躇满志，于是命中护军班固撰写铭文，刻石勒功，颂扬自己出塞三千里、奔袭北匈奴、破军斩将的赫赫战绩，这就是著名的《封燕然山铭》。

  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北匈奴主力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次年，窦宪趁北匈奴衰微之机，遣汉军再次出塞，与南匈奴军夹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遁，仅以身免。第三年，窦宪遣左校尉耿夔等出塞，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围击北单于，大破匈奴军，北单于不得不率残余部众退出大漠，辗转西迁康居。至此，长期雄据漠北，不断侵掠中原的匈奴帝国彻底灭亡。

  回溯往事，汉匈战争这种形势强弱的变化来之不易，是长达三个世纪以来汉匈二大民族长期反复较量的结果。在秦末汉初之际，匈奴族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击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随之兵锋南指，成为新立未久的西汉王朝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二万征伐叛将韩王信，前锋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时，被冒顿单于率精兵四十万围困于白登山(平城东北)。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此时却是一筹莫展，被困于冰天雪地之中达七日之久，方得侥幸解围。平城之战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这恐怕是汉高祖出师时始料所不及的。平城失利的阴影曾长期困扰着汉廷君臣，一时间谈匈奴而色变，不得不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之下委屈求全，实行“和亲”之策以换取边境的安宁。雪平城之耻，成为汉高祖的继承者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无数将士为之浴血奋战，埋骨于大漠，长眠于翰海。经历三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汉匈于大漠的角逐争雄，终于以金微山之战为标志而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三百多年的汉匈战争不仅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以汉为代表的农业民族首次大规模的冲突与交融，以铁与血书写下了一段沉重的历史，也为后世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重新回味一下那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战争景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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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一、“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我国正处于战国末期，中原七国为争夺霸权苦斗不休，而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却趁势在大漠南北悄然兴起。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但异名颇多。司马迁著《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追述了匈奴族早期的历史，始定名为匈奴。从此，这个居于我国北部边境、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就以“匈奴”之名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之上。

  匈奴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结果。在我国大漠南北广袤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息活动的基地，同时也是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冲突与战争的主要场所。根据史书记载，从远古时起，就有许多游牧民族活跃于北边大漠之上。黄帝时就曾北逐过荤粥。在夏代，荤粥与夏为邻，与华夏族有密切的交往。殷商时，匈奴传说中的先祖淳维由中原奔于北边，过着四处迁徙的游牧生活。此时鬼方强盛，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商王武丁经过三年的征战，才击溃了鬼方的侵犯。西周时，猃狁强大起来，不断地进行侵扰，给内地人民带来许多灾难与痛苦。春秋战国时期，北边游牧民族被统称为戎狄。这些“戎”、“狄”，有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有的分布在大漠南北，其中除了白狄的一支建立了“中山国”之外，其余的在黄河流域的戎狄或是被各强大的诸侯国所兼并，或是被逐至大漠，与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戎狄相融合。秦汉之际，匈奴则被称为“胡”。正是在北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基础之上，匈奴族才能兴起于大漠。尽管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东胡说、西羌说、突厥说、夏人说等等，迄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匈奴族的形成．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匈奴族虽然在很早以前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在匈奴头曼单于之前，匈奴的部落联盟尚处于极不稳定的阶段。当时大漠南北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与部落，这些氏族与部落时大时小，聚散离合，由各自的君长所统治，互不辖属。据司马迁估计，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匈奴才进入头曼单于统治时期，部落联盟才趋于稳定。“单于”这一称号，就是从部落联盟时期开始的。而匈奴历史上的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就是由部落联盟会议共同推定的匈奴族的首领。匈奴族由许多部落所构成，而各部落中又包含着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挛鞮氏，单于都出于此氏族。异姓氏族中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与单于联姻。凡是遇到废立、战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决定。

  在四野寥廓的大漠之上，自然条件决定了匈奴人的经济生活只能以畜牧与狩猎为主。为了追逐丰盛的水草，匈奴人常常四处迁徙，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的生活。辽阔的草原决不是和平安宁的净土，不知潜伏着多少莫测的危险。恶劣多变的自然环境，凶猛野兽的突然袭击，邻族的偷袭侵掠，锻炼了匈奴族剽悍善战、争强好胜的民族性格，也养成了匈奴人自幼就善长骑射的特长。从孩提时起，匈奴人就骑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练习射杀鸟鼠，稍大之后则追射狐兔，成年后壮男尽数编入甲骑，平时与妻儿老小生活在一起，从事畜牧生产，战时则举族而迁，随军出征，攻战劫掠。这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体制，使匈奴军队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有利则进，无利则退，没有笨重的后勤辎重的牵累，非常适合在大漠之上长途奔袭作战。匈奴军队这种特点，在日后的汉匈战争中曾经一度显示出其优势，致使汉军疲于奔命，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窘迫境地。

  春秋末期，匈奴与中原汉族的接触逐渐增多。匈奴人开始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汉人也学习匈奴人的养马经验，中原铁器输入匈奴，不仅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匈奴制造锐利的兵器提倡了必要的物质保证。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中原始有骑兵，改变了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拉开汉匈战争以骑兵相对抗的序幕。到了战国晚期，匈奴与中原诸国的冲突日益激烈，与匈奴毗邻的秦、赵、燕三国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公元前312年，匈奴铁骑驰骋于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之下，严重威胁到位于楼烦之北的燕国的安全，迫使即位未久的燕昭王卑礼下士，问政于谋士郭槐，图谋富国强兵之策。公元前265年前后，赵将李牧统率大军驻守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防御匈奴。李牧是赵国著名的将领，长期生活于北境，深谙匈奴灵活机动、擅长突袭的作战方式。因此李牧善待士卒，勒习骑射，严明军纪，禁止部卒轻易出击。而匈奴却以为李牧怯懦畏战，气焰愈盛，屡屡逼近赵国边境劫掠。面对匈
奴咄咄逼人的攻击，李牧审时度势，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歼灭匈奴十万余骑，匈奴残部狼狈北窜。其后十余年间，匈奴再也不敢逼近赵国边城。李牧抗击匈奴，是汉族与匈奴首次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中原农业民族以防御为主，步兵、骑兵联合反击为辅，抗击游牧民族骑兵突袭的一次成功的战例。然而必须看到，此次战役虽然给予匈奴以重创，暂时遏制了匈奴入侵中原的攻势。但是赵军毕竟没有能力继续出击，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何况中原各国在秦军锐利的攻势之下，朝不虑夕，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北击。燕国太子丹为了抗御秦国，甚至与大臣鞠武设谋，命秦国叛将樊於期与匈奴联系，策划共同对付秦国。只是因为后来秦军进展迅速，这一企图才没有实现。

  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当时头曼单于的王庭设在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一带)，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古时称为河南地的河套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诸雄，一统中原，结束了二百多年来战国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在秦朝的北境，则受到了来自匈奴方面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匈奴控制的河南地，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像一个楔子一样插入中原，将秦朝的北部边境撕开了一个缺口，不仅与之相邻的云中、雁门、上郡等边郡处于匈奴铁骑的直接攻击之下，而且遥遥威胁着秦朝的都城咸阳。

  对于这样严重的威胁，正处于事业顶峰的秦始皇是决不能容忍的，秦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而夺取河南地，必然是秦始皇用兵的首选目标。

  公元前220年，即秦统一的第二年，秦始皇首次巡视边郡陇西、北地，亲自部署北部防御事宜。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二次巡视北境，从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返回都城咸阳。而此时奉秦始皇命入海求仙的燕人卢生等人空手而返，或是因为害怕严酷秦法的处罚，或是已经揣摸到了秦始皇欲击匈奴的心理，所以卢生等人就编造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这一谶言，更加坚定了秦始皇出击匈奴的决心。同年，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统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出身于军人世家，祖父蒙骜、父亲蒙武均为秦国著名的将领，为秦的统一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蒙恬本人也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因为破齐有功，官拜内史，是秦始皇最宠信的爱将之一。蒙恬自出军以后，一路进展顺利，于次年将匈奴人逐出黄河以北，收复了全部河南地，并于第三年筑三十四座县城(一说为四十四县)，临河为塞，征发戍卒驻守，保证了河套地区的安宁。此后，蒙恬居于上郡，统率北境全部守军，威镇匈奴。

  蒙恬攻取河南地，对匈奴的打击十分沉重。河南地长期受到黄河水的浸润灌溉，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润，不仅是一个天然的良好牧场，而且也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被迫放弃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向北退却七百余里，远走漠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对于匈奴人生计影响之大，不难想见；但是慑于秦军的强大声势，匈奴人只能是心不甘而力不足，不得不举族北徙，暂时躲避秦军的兵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指匈奴骑兵)不敢弯弓而报怨。”汉初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这句话，正形象地反映出匈奴这种矛盾的心态与窘迫的境地。

  但是，蒙恬夺取河南地的辉煌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一代雄主秦始皇的谢世，昏聩无能的胡亥篡夺了帝位，蒙恬被迫自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部边防顷刻间瓦解，戍边士卒四处逃散，匈奴趁机南下，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重新夺取了河南地。继秦而立的汉王朝，则成为匈奴人“南下而牧马，弯弓而报怨”的对象，为日后汉匈战争中围绕河南地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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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边防御体系的确立

  从甘肃的嘉峪关起，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犹如巨龙出世，穿过广漠的戈壁，跨越千里草原，依托着层峦起伏的崇山峻岭，傍邻着水流湍急的巨河大川，蜿蜒而东，直至渤海岸边的山海关，这就是全长六千多公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里长城，是秦时修建，经过历代补修重建，至明代全面整修的明长城，她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秦长城无论在走向上，还是在始迄点上都有所不同。随着悠悠岁月的侵蚀，当年曾经耗费了无数生命财产而修筑的秦长城已经无法一窥全貌，但她所遗留下的残垣断壁，仿佛是一部无声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驰骋想象的空间。

  在战国时期，匈奴在大漠南北崛起之后，就给中原各国带来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与匈奴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如何巩固北部边防、抗击匈奴人的侵扰，更是摆在三国君臣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长距离突袭的作战方式，其来势如急风骤雨，退时如烟消云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突然性，常常令对手猝不及防。匈奴铁骑所至之处，伐庄稼、夺牲畜、掠人民，给各国沿边百姓造成极大的痛苦，但防御匈奴的突袭却又极其困难。对于处于防御方面的中原各国而言，戍守边境士卒太少，则无法击退匈奴的进犯；集聚重兵驻扎边境，不仅粮秣转输、后勤补给十分困难，而且其时各国之间频繁爆发生死大战，客观形势也不允许各国这样布署兵力。何况在漫长的边防线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匈奴突袭的目标，使防御匈奴的侵扰变得更为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依托险要的地势，构筑起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是有效地防御匈奴骑兵突袭的可行方式。因此，当时秦、赵、燕三国相继修建长城，以抵御来自北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赵国是战国时期最早修筑长城的国家之一，在赵肃侯(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时就在赵国北境始筑长城。其子赵武灵王继位后，为了抵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掠，着胡服，习骑射，国势逐渐强盛，北破林胡、楼烦，将匈奴等游牧民族驱逐出阴山以南，随后修筑长城，东起代地(今河北蔚县)，依傍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南麓迤逦而西，至高阙(今内蒙临河之北)止，全长约二千余里。沿长城一线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郡，驻兵防守，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侵掠的势头。赵孝成王时，名将李牧就驻守于代郡、雁门一带，以长城为依托，大破匈奴军十余万人，充分显示出长城在防御匈奴侵扰方面的巨大作用。

  燕国在其北境也修筑了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战国后期，燕国贤将秦开作为人质入“胡”，深得胡人首领的信任。但是秦开回到燕国后立即率领大军出击，大破东胡，迫使东胡人退却千余里，后来燕人在其北境及所新占土地上修筑长城。燕长城西起造阳(约在今河北宣化北)，东至襄平(约在今辽宁沈阳以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国在昭王(前306年～前251年在位)时也开始在其北境修筑长城。当时活跃在秦国北方的是属于西戎的义渠人。自春秋以来，义渠强盛，对秦国北境构成严重威胁；而秦人开境拓土，也屡次受挫于义渠。秦武王元年(前310年)曾出兵北击义渠，但收效甚微。昭王时，宣太后为安宁秦国北境，不惜亲自出面笼络义渠，长期与义渠戎王同居，并生有二子。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旋即发兵攻灭义渠，尽占义渠之地。义渠虽然灭亡，但是一个更强悍的敌人——匈奴已经出现在秦国北境。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秦国在沿边的陇西、北地、上郡北境修筑长城，由今甘肃岷县西南洮河东畔北上，至狄道(今甘肃临洮)东北行，经宁夏固原直至黄河，有效地制止了匈奴南下的企图。

  尽管秦、赵、燕三国所修筑的长城，对防御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却不可能完全阻止匈奴南下的势头。特别是赵、燕在军事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强大的秦军，匈奴的侵扰只是次要的问题。到了战国后期，随着赵国的瓦解，匈奴很快地突破长城的防御，跨越阴山，渡过黄河，占据河南地，成为中原农业区域的首要威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六国，结束了烽火连绵的战国时代。虽然旧日的敌国烟消灰灭，但是刺耳的胡笳之声又响彻在秦帝国的北境。为了反击来自匈奴方面的挑战，秦始皇在统一后的第六年就派遣蒙恬统帅三十万大军出击，将匈奴驱逐出河南地，并夺取了阴山以南地区，从榆中(今甘肃榆中西)以东至阴山之下设置三十四县。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一些战国时修筑的长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被迫北遁的匈奴并不甘心失去沃野千里的河南地，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这种形势之下，重新修筑长城就成为秦帝国的当务之急。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后，秦始皇为了彻底巩固北部边防，命令蒙恬修筑长城，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加以修缮完固。为了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征徭役，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规模宏大的万里长城。为了长城施工及布防的需要，沿长城又开通了横贯东西的北边交通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蒙恬又主持修建直道工程。直道西起北边重镇九原(今内蒙包头西北)，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全长一手七百多里，沿途开山填谷，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完全没有旧道可以利用的情况下，硬是从崇山峻岭之中，广漠的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开辟出一条新的联系南北的交通大道，为加强中央政府与北边防区的联系，及时颁布政令、调动军队巩固北部边防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随着长城的修筑及直道的开通，标志着在秦帝国的北部边境上已经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确保了中原地区的安宁。

  长城的修筑虽然在防御匈奴侵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给秦帝国遗留下致命的祸殃。为了修筑长城，秦政府前后征发的士卒吏民不下数百万人，筑城工程仅“河上”一段，就动用戍卒三十万人，至于征发的罪犯、转输粮饷的民众更不在少数。况且秦素以“虎狼之国”著称，以残酷虐民而闻名，被迫筑城及戍边的卒徒视奔赴北边如趋死地。何况在修筑长城的同时，筑驰道、修寝陵、建宫殿、征南越，这些巨大的工程与征伐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财富。这对于刚刚摆脱战争恶魇，急待休养生息的百姓而言，无疑又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庞大的秦帝国在统一后不过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与这样无休止地滥用民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夺取河南地、修筑长城而威震匈奴的蒙恬，在被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之前．对于自己因何获罪迷惑不解，最终归结为因督修长城，断绝“地脉”而罹祸。几十年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游历长城，经直道返回长安，在亲眼目睹了蒙恬督修的工程浩大的长城亭障及直道之后，深有感触，指责蒙恬身为名将，不能劝谏始皇及时休养百姓，反而阿谀逢迎，轻用民力，归咎于断绝“地脉”，至死也不曾觉悟!

  随着秦帝国的灭亡，匈奴铁骑突破长城，重占河南地，以致在汉初的一段时间内，匈奴曾屡屡深入边郡掳掠，甚至兵锋直逼京师长安，长城的防御作用事实上已经严重削弱。但在汉人的心目中，长城仍然是汉匈分界的重要标志。汉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文帝致书匈奴老上单子，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由汉帝治理；以汉不出塞，匈奴不入塞作为双方和亲的条件。西汉初年，围绕重建与突破以长城为核心的北边防御体系，汉匈双方又展开了激烈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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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冒顿单于雄据大漠


  公元前209年，这是一个在秦与匈奴历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秦王朝的末世君主胡亥与匈奴帝国的创始人冒顿单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却导演出二出结局截然不同的悲喜剧。

  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本与皇位无缘，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才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行中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突然病逝，而太子扶苏则远在北境监护蒙恬戍边大军，随同秦始皇巡行的胡亥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合谋伪造遗诏，逼死扶苏，夺取了皇位。在胡亥昏聩暴虐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的秦王朝更加岌岌可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首义反秦，天下云起响应，预示着秦王朝覆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与秦王朝这种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匈奴帝国在大漠南北的崛起。尽管冒顿也是以与胡亥相类的阴谋手段夺取了单于之位，但是他所具备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却是胡亥所无法比拟的。在冒顿单于的统帅之下，曾经在秦军的打击下仓皇北退的匈奴人重振旗鼓，进入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时期。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最初以单于继承人的身分被他的父亲派往当时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作为人质。按照匈奴部落联盟的习惯，盟主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是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共同推选；而此时头曼因其所宠爱的阏氏生下了少子，萌发了废长立幼的意图。为了扫除少子继位的最大障碍，头曼单于发兵急攻月氏，企图借刀杀死长子冒顿。冒顿及时察觉到危险的降临，盗取月氏的宝马，突破月氏人的围堵截杀，逃归匈奴。头曼废长立幼的举措没有如愿，而冒顿这种果敢壮勇的举动却又重新博得他的欢心，于是命令冒顿统帅万骑，但单于继承的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变故，冒顿暗中培育自己的势力，志在夺取单于之位。冒顿制作鸣镝，勒习骑射，严明号令，终于训练出一支唯自己马首是瞻的骑兵队伍。公元前209年，冒顿趁头曼射猎之机，亲自指挥部下射杀了父亲，同时把后母、少弟及不肯从命的大臣屠杀得一干二净，自立为单于。从此之后，冒顿牢固地控制了匈奴的统治权，部落大人会议虽然存在，但在单于继承问题上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单于世袭作为一种制度终于确立起来。

  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从东西两面威胁着匈奴的安全，特别是东胡，素来轻视匈奴。东胡王得知冒顿杀父自立后，自认为匈奴内部不稳，趁机索求匈奴千里马及冒顿所宠爱的阏氏，对于东胡王的种种无理要求，冒顿都给予满足。就在东胡视匈奴软弱可欺、步步进逼，向匈奴公然要求独占位于两族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土地之时，冒顿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郁积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进发出来，在诛杀了主张放弃土地的大臣之后，亲自领兵出征，踏上了征服东胡的道路。当由冒顿亲自统帅的匈奴大军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时，狂妄而又丧失警惕的东胡王猝不及防，没等他清醒过来，早已一败涂地，人民牲畜财富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此后，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

  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征服了东胡之后，移兵西征，月氏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月氏不仅与冒顿有个人恩怨，而且其所占据的河西地区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河西地区，就等于控制了西域。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这对于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匈奴人来说具极大的诱惑力，势必要据为已有而后快。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无力抵抗，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开始向西迁徙。但是月氏毕竟是一个大族，拥有十余万“控弦之士”，匈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征服月氏。直至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才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就在冒顿单于征服东胡、月氏的前后，中原大地已陷入巨大的战乱旋涡之中。公元前207年，强大的秦帝国在各路诸侯、义军的联合打击之下灭亡了，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又为夺取霸权，逐鹿中原，厮杀得难解难分。冒顿自然不能放过这一开拓疆域的大好时机，不仅南下征服楼烦、白羊河南王，完全收复了蒙恬所夺去的河南地，并且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一洗头曼单于时期匈奴战败而北退的耻辱。随后，冒顿单于又挥师北上，迅速地征服了当时活动在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这些部落大都以游牧与狩猎为生，拥有广阔而肥沃的牧场和森林。匈奴占据了这些地方，对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冒顿单于多年东征西战、南侵北伐之后，匈奴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鄙视老弱、崇尚掳掠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杰出统帅，得到众多大臣、贵族的衷心拥护，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产生。到了其子老上单于的统治时期，匈奴帝国进入了鼎盛阶段，雄据在大漠之上，俯瞰着中原大地。

  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冒顿把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王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汉史称之为龙城或龙庭。单于王庭迁至漠北后，地处匈奴中心地带，有利于单于政令向四方的颁行。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是由单于直接统辖的首脑部，所管辖的地区位于匈奴中部，其南面直对汉的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左部由左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东部，其南面与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北)相对；右部由右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西部，其南面直对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以西地区。单于总揽匈奴军政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地方最高长官是左右贤王。匈奴习俗尚左，左贤王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单于，是单于“储副”，所以常以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则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依据匈奴习俗，他们都领有一定的战骑与固定的“分地”(即被划定固定的游牧地区)，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则是军事首领，率领麾下甲骑进行征战。匈奴这种从单于王庭到地方各级行政与军事合一统治机构的建立，既突出了单于作为最高首领的权威，各级官吏又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对于在区域广阔的大漠上应付突发事变是非常必要的。匈奴铁骑之所以能纵横驰骋于大漠草原之上，所向披靡，使许多同样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不得不俯首称臣，与这样严密而又灵活的行政军事组织机构颇有关系。

  公元前202年，历经五年的楚汉战争终于降下了帷幕，汉王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冒顿单于一统大漠南北，被肥美的水草滋润得膘肥体壮的战马正在仰天长嘶，三十余万“控弦之士”跃跃欲试，中原大地将成为他们一显身手、新的征战疆场。跨越长城，立马中原，此时不知在拨动着多少匈奴男儿的心弦。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对生存空间的激烈争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怨仇的积淀，预示着汉匈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然而，此时正处于进攻态势的匈奴人或许没有想到，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在吞咽着失败的苦果。特别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失去了土地肥沃的河西地后，每经过此地，无不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唱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凄凉哀婉的歌声，在痛惜之余，或许也不无悔恨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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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一.汉高祖平城之战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狂风呼啸，夹裹着漫天飞舞的雨雪，将晋北地区笼罩在一片寒冷肃杀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此时，一支刚刚从匈奴大军的合围之中侥幸解脱，军容不整、神情沮丧的汉军步履艰难地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狼狈不堪地向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方向退却。本来是乘胜逐北、穷追叛将韩王信的威武之师，不过短短七天光景，居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恍惚是经历了两个世界。汉高祖刘邦此时也在军中，面对此番景象，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叹。须知，在刘邦统率下的汉军并不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弱旅，而是充满了光荣与骄傲的胜利之师。汉元年(前206年)十月，汉军率先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束手就擒；楚汉苦斗五载，一代人杰、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平城一战，汉军竟折戟于匈奴，铩羽而归，这对于汉廷君臣、朝野士气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日后的汉匈战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军在平城对匈奴的首次作战中就以失利而告终，这一结局并非是偶然的。虽然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是一个大赢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经过长期的战争浩劫之后，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流离，民生凋敝。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西汉政府，国力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天子尚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大臣则只能乘坐牛车，至于平民百姓，生活更是凄惨困苦。何况当时中央政府刚刚建立，内部并不稳定。在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异姓诸侯王，至汉五年(前202年)，共封韩信等七位功臣为王。他们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封国所辖大体上相当于六国故地，拥兵自重，各制一方，中央政府实际统辖的区域仅局限于关中一带，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最迫切的任务是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铲除异姓诸侯王，巩固中央集权。至于如何防御匈奴的侵扰，最初并没有引起刘邦的特殊重视。

  在西汉初年，与匈奴相邻的异姓诸侯王国从东至西有燕国、赵国与韩国。燕王臧荼在受封的当年就因谋反被杀，刘邦同乡密友、太尉卢绾被立为燕王；赵王张耳封王后不久去世，其子张敖，也是刘邦、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的夫婿，继立为王。由于他们与刘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在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初期并没有受到触动。而韩王信则不然。他是战国末年韩襄王的庶孙，秦末率兵随刘邦入关，后因攻占韩地十余城有功，被封为韩王。初封在颍川，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颍川位于中原腹地，邻近名城洛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邦深恐韩王信据颍川谋反，遂于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更太原郡为韩国，将韩王信迁往太原，命其防御匈奴。从中原富庶之地迁往西北寒苦边郡，其中的奥妙韩王信自然知晓。韩王信到太原后，急于立功以解除刘邦的猜忌之心，于是主动上书，请求将距边塞较远的都城晋阳(今山西太原)迁往邻近边境的马邑(今山西朔县)，以便就近抗御匈奴，刘邦当然是立即批准。但是双方之间裂痕已经存在，日后事态的发展就不容乐观了。
  就在韩王信到达太原的同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亲帅大军入侵，包围了马邑。当时韩王信没有足够的兵力坚守都城，朝廷的援兵又不能及时赶到，因此暗中数次派遣使者与匈奴商议和谈。此时，朝廷已经派出援兵奔赴太原增援。刘邦得知韩王信暗中与匈奴联系一事后，大为恼火，于是致书韩王信，斥责他怀有贰心，守土不肯尽责，为臣不能尽忠。韩王信得书后极为恐惧，一件往事又浮现在他的心头：那是在楚汉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他与周苛等奉汉王刘邦命坚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项羽攻破荥阳后，周苛不屈而死，而他却投降项羽，不久又叛楚归汉。想念至此，韩王信生怕刘邦追算前帐，二罪并罚，于是献城投降，与匈奴约定联合攻打太原郡。冒顿单于因此引兵南下，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进攻晋阳，使一场原本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汉匈战争。

  韩王信反叛，匈奴大举入侵，太原郡治晋阳形势危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震撼了朝廷，也激怒了汉高祖刘邦。第二年冬天，刘邦亲自率大军前往太原郡抵御匈奴，解晋阳之围，讨伐叛将韩王信。汉军一路进展顺利，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韩王信军，斩杀其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入匈奴，部卒四处逃散。此时，韩王信的另一些部将曼五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王室后裔赵利为王，收聚韩王信残余的部卒，与冒顿、韩王信合谋反攻汉军。刘邦在击溃韩王信后，乘胜进军，进驻晋阳。此时，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率一万多骑兵与韩王信部将王黄所率残部集聚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一带，在得知刘邦进入晋阳的消息后，南下进攻晋阳。在晋阳城下，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联军被打得大败，仓惶地向西退却，在西河郡离石<今山西离石)一带再次被汉军击败。匈奴重新在楼烦(今山西宁武)西北集聚军队，不料又被汉军击破。

  刘邦自出师以来，一路乘胜追击，破关斩将，所向披靡，而匈奴与韩王信的联军则节节败退，全然无还击之力。在万众祝捷的欢呼声中，带着胜利的喜悦，刘邦在谋士部将的簇拥下得意洋洋地率领大军进入平城。这时，刘邦已经得知冒顿单于就驻扎在距平城不远的代谷(今河北蔚县东北)一带，他决定要亲自与冒顿一决雌雄，在自己光辉的战史上再添上浓重的一笔。然而，此时恐怕谁也不曾料到，平城这一边塞小城竟使戎马一生的汉高祖栽了一个大跟头。

  在连续击败匈奴之后，刘邦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实际上，汉军经过长途跋涉、数次恶战之后已经相当疲惫，亟需休整，而且随同刘邦进入平城的只是汉军的先头部队，主要以步兵为主，后续部队和辎重尚在开往平城的途中；此时天公也不作美，寒冷的冬季袭击着北部地区，许多士兵手足已经严重冻伤，丧失了战斗能力。对于这些不利的因素，刘邦此时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至于匈奴一方的情况，刘邦同样也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一点头绪。尽管刘邦在到达晋阳之后，就不断地派遣使者出使匈奴，试图刺探匈奴军情。然而冒顿早已察觉这一企图，故意将精兵健士与肥牛壮马藏匿起来，汉使见到的只是一些老弱之兵及羸瘦的牲畜。十多位汉使回来后，既被匈奴的假象所蒙骗，又要博得皇帝的欢心，于是众口一辞，都说匈奴软弱易击。只有郎中刘敬出使匈奴后察觉事情有诈，认为这时汉匈正处于交战状态，按照常规，匈奴理应大肆炫耀兵力以恫吓汉军；而如今匈奴故意显示出软弱的姿态，必然埋伏有奇兵，想诱使汉军上当，劝
谏刘邦不要出击匈奴。但是，刘邦这时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的声音，何况大军已经越过句注山，向平城进发。于是刘邦痛骂刘敬妄图阻止大军，将他囚禁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预备击溃匈奴后再治其罪。刘邦怀着必胜的决心，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率领一支疲惫之师，踏上了前往征伐匈奴的道路。

  就在刘邦率领汉军刚刚离开平城不久，向东北方向行至白登山一带，突然陷入了匈奴精心设置的圈套之中。在冒顿单于的指挥下，四十余万匈奴铁骑将汉军牢牢地围困在白登山的冰天雪地之中。匈奴仿佛是在故意炫耀实力，又好像是精心的布置安排，在白登山的西方是一支都骑着白马的队伍，东方均是青色的马，北方皆是黑色的马，而南方则都是赤黄色的马。匈奴人穿着温暖的皮裘，手持利箭，骑着骏马，呼啸驰骋，像四团不同色彩的云团，飘浮在白登山的四周。但是，这对于被围困的汉军而言，可不是什么吉祥的征兆，而是死神的象征。在强大的匈奴骑兵的包围之下，主要以步兵为主的汉军自然没有突围的能力，只能在白登山一带就地驻防，等待援兵的到来。然而，在寒冷的冬季，茫茫的山地野外，既没有可供避寒栖身的房屋，也没有足够的粮袜可供全军食用，在饥饿寒冷与匈奴铁骑的双重袭击下，汉军苦不堪言，不知有多少士卒葬身在皑皑的白雪之下，又有多少士卒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手指被冻掉，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面对这样严酷的形势，连久经沙场的汉高祖也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樊哙等猛将似乎也丧失了往日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勇气，不敢率领士卒与匈奴一决胜负。幸亏随军的谋士陈平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据说是他向刘邦建议，让画匠绘出一张身态婀娜、容貌清秀的汉族女子的画像，派出机敏的使者潜出匈奴的包围圈，携带厚礼，暗中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并且向阏氏展示美女像，告诉阏氏说汉皇帝欲和冒顿单于和好，将献此美女与单于。“美人计”果然有效，阏氏非常害怕汉女与其争宠，于是就对冒顿说：“匈奴即使是夺取了汉地，单于也不能在此久居。况且汉皇帝也有神灵保佑，不可以轻易欺侮。”冒顿在此之前曾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等约定共同围击汉军，但在匈奴将汉军围在白登山后，不知何故，他们却没有如约前往，已经在怀疑他们是否与汉军有所通谋。因此，冒顿听从了阏氏的劝告，解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从此处撤出。匈奴军队刚刚网开一面，惊魂未定的刘邦就想驾车长驱，尽快离开险境，陈平又及时劝阻，叫太仆夏侯婴驾车按辔缓缓而行，以显示从容不迫的风度，而护卫在刘邦四周的将领士卒都手持劲弩，箭矢向外，以防匈奴的突然袭击，直到与前来增援的后队会合，匈奴大军在冒顿的率领下已经全部北撒，刘邦与群臣这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严格的来讲，汉军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的七天之中，二军之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汉军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主要也是来自严寒与饥饿的袭击。正因如此，平城之战的惨败对汉廷君臣的心理打击也就更为沉重。刘邦深悔当初没有听从刘敬的劝阻，冒然出击，险些全军覆灭，所以回到广武之后，立即释放了刘敬，封官加爵，以示奖励；至于那些劝击匈奴的使者们，都被刘邦杀掉，狠狠地发泄了一下郁滞在胸中的怒气。不但朝廷如此，民间顿时也弥漫着浓厚的畏惧匈奴的气氛。“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这一曲调低沉感伤的民谣，正是平城之战后社会心态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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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曲求全的和亲之策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二月，刘邦带着平城惨败后沮丧懊悔的心情，郁郁不乐地回到了都城长安。幸亏善解人主之意的丞相萧何督修的未央宫已经完工，望着那规模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群，刘邦似乎多少寻回了一些面子，重新体味到做皇帝的威严；在美丽温柔的宠姬戚夫人的安抚下，刘邦激愤的情绪也逐渐地平静下来。然而，北境传来的消息却不那么美妙，在朝廷之中又掀起了一番波澜。

  就在刘邦返回长安的途中，在平城之战中显尽威风的冒顿单于又把攻击的锋芒对准了代国。刘邦之兄、代王刘喜惊得魂飞魄散，连抵御的念头都不曾转动一下，就仓皇弃国外逃，竟然抢先刘邦一步逃回京师。对于守土无能的兄长，刘邦囿于亲属情面，仅是废为列侯，而没有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罚。这一事件又一次震动了刘邦，面对匈奴嚣张的气焰和北境混乱的局势却苦无良策。就在刘邦忧心焦虑之时，刘敬
却不失时宜地献上了“和亲”之策。

  刘敬作为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的对比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汉初天下初定，士卒疲惫不堪，而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冒顿杀父自立，崇尚威力，又不可以用“仁义”说服。安抚匈奴最好的方法只能是“和亲”。刘敬或许是从陈平在平城之战时所献的“美人计”中获得某些灵感，建议刘邦将嫡长公主嫁与冒顿单于，再奉送丰厚的嫁妆，匈奴仰慕汉公主尊贵的身分，又贪图汉廷的财富，必然立公主为阏氏，生子必定为太子。这样，冒顿活着是陛下的子婿；死后，陛下的外孙继立为单于，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外孙敢与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他还特意告诫刘邦，如果不以嫡长公主和亲，而以宗室女冒充公主出嫁，一旦被匈奴得知真情，必定有害无益。刘敬这时大概又忘记了冒顿是如何残忍地射杀亲生父亲而登上单于宝座的，备受宠爱的阏氏又是如何被转送给东胡王的事实，怎么可能被婚姻的纽带束缚住手脚，俯首帖耳地向汉帝称臣呢! 这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张，刘邦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也只能全盘采纳，准备遣鲁元公主出塞，与匈奴和亲。

  不料，吕后可舍不得将唯一的亲生女儿送至“蛮夷”之地，投入冒顿的虎口，因此哭泣不止，刘邦不得已，只好另找一位宗室姑娘冒充公主，命刘敬出使匈奴和亲。

  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刘敬奉命出使，与匈奴正式缔结和亲之约。除了以“公主”嫁与单于，厚赠奁资外，主要的条款有三项：一是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二是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三是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动对匈奴战争时止，和亲是汉廷对匈奴的最基本的一项政策，一直实行六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中央政府与匈奴地方政府在双方力量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委曲求全，以女子金帛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宁的政策。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汉廷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都要向匈奴奉送大量的财物。虽然美其名曰“和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贡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物品已经不能满足匈奴贵族愈加贪婪的欲望，不仅贡纳的品种不断地增加，金帛絮丝等贵重物品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在汉初经济还十分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然，和亲的作用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对于汉匈双方也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关市的开通，匈奴用畜产品与汉民族地区交换农产品与手工制品，特别是金属器具，对于改变匈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以及对汉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间的往来都有一定益处。汉匈双方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彼此自守，互不侵犯，这也是一项有利于两族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的明智措施。如果汉匈双方、尤其是匈奴当时能切实地遵守这些约定，对于消弭边境的紧张局势，使汉匈人民和平相处都是大有益处的。

  然而，对于汉朝君臣来说，此时的“和亲”是在平城之战惨败阴影的笼罩之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不仅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在历来恪守华夷之辨的汉人心理上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汉文帝时，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上疏陈述政事时说：汉天子为天下之首，而匈奴不过是天下之足，如今堂堂的中原大国竟然受制于人口不及汉地一大县的区区匈奴，这种本末倒置、足居首上的怪异现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可为流涕叹息。这种深深潜伏在许多汉人中间对所谓“蛮夷”轻蔑的心理，连汉匈和亲时结为兄弟的约定从内心深处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汉廷每年还要向匈奴贡纳大量的财富，卑躬屈膝地乞求与匈奴和好呢!而在匈奴一方，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崇尚武力，恃强陵弱，以攻侵掳掠为荣耀的民族性格。失败者本来就应该匍匐在胜利者的足下，贡献女子财富，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冒顿单于时击败东胡，老上单于时征服西域诸国，都是如此办理的。文帝六年(前174年)，曾是汉朝宦官的中行说因为不满朝廷强迫其奉送宗室女至匈奴与老上单于和亲，到大漠后就归降匈奴，成为老上单于的亲信谋臣。他在反驳汉使对匈奴习俗的责难时说：匈奴从来都是以攻战为事业，本来就不需讲求什么礼义。汉廷每年须将向匈奴输送的缯、絮、米、蘖(音聂，酿酒用的酒曲)准备好，数量要充足，质量应完好，何必喋喋不休地指责匈奴的习俗。否则，等到秋高气爽、牛肥马壮之时，匈奴的战马就要驰骋在中原，践踏汉人的庄稼了! 言语虽然简略，意思却非常明确，表明所谓的“和亲”对匈奴也不存在着多少约束力。据史料记载，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时，汉朝多次以宗室女嫁与匈奴冒顿、老上、军臣单于为阏氏，这些肩负“和亲”重任的汉族姑娘至匈奴后的命运如何，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仅此一端，就不难判断汉初和亲的效果如何了。

  事实也是如此，就在刘敬赴匈奴约定和亲的同时，在北部边境上仍旧是狼烟滚滚，鼙鼓声声，韩王信与其部将赵利、王黄和匈奴联兵，屡次侵扰代、雁门、云中等边郡。高祖十年(前197年)，被刘邦视为心腹将领、负责赵、代二地边防事宜的代相陈稀反叛，与王黄等联合匈奴攻掠边郡，迫使刘邦不得不拖着重病之身，再次亲赴北境讨伐陈稀。十二年，韩王信、陈稀之乱刚刚平定，燕王卢绾又因受到朝廷猜疑，率其家属、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又与匈奴联兵侵掠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以东地区。匈奴与汉朝叛臣相互勾结，侵扰气焰更加炽盛。直至汉高祖刘邦去世，北部边境从东到西，战事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惠帝即位后，冒顿单于对于汉朝君臣似乎更不放在眼中。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致书实际主持汉廷朝政的吕后，自诩为“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的“孤偾之君”，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露骨地对汉廷进行威胁，并以极其侮慢的语言戏弄吕后。这样的一封“国书”，对于汉廷无疑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挑衅。吕后得书后异常震怒，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吕后的妹夫、勇将樊哙慷慨陈辞，愿率十万大军奋击匈奴；群臣为了阿谀吕后，也都随声附和。唯独中郎将季布痛斥樊哙说：“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在于平城时，樊哙也在军中，却无任何作为，而今怎么可能仅率十万大军就横行于匈奴呢? 如今天下初定，百姓疮痍未平，樊哙又欲妄动兵革，扰乱天下，罪不可赦!”在季布的全力规谏之下，吕后冷静下来，自觉并无把握战胜匈奴，于是令人回写一封措辞谦卑的信件作为答复，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
顿单于，继续与匈奴和亲。在吕后统治时期，朝廷再也不复议出击匈奴之事。

  文帝、景帝时期，尽管继续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每年都要忍受巨大的财政损失，把大量的财富通过和亲的方式转输到匈奴权贵的庭帐之中，但是仍然不能保障北方地区的安宁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制作精美的缯絮等物品进入匈奴，反而在一定程度刺激了匈奴权贵们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位于北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代郡、上谷、辽东等郡，经常受到匈奴军队的侵掠，铁骑所到之处，蹂躏庄稼，洗劫财产，杀戮吏民，抄掠人口，十分残暴。这种情况，正如文帝六年(前174年)答复冒顿单于书中所说：汉与匈奴结为兄弟，馈赠单于财物甚为丰厚；而不守盟约、间离兄弟之情的责任常常在匈奴一方。虽然如此，汉中央政府在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姓诸侯王被铲除，同姓诸侯王又取而代之，成为一股新的割据势力之后，所面临的是如何“削藩”与子定诸侯王武装反叛、巩固中央集权的问题，而应付匈奴的侵扰只能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完全是采取一种消极防御的姿态。这就是文景时期在屡次遭受匈奴侵掠欺辱之后，却始终委屈求全，坚持与匈奴和亲的关键所在。

  在汉初实施和亲政策的六十多年中，汉匈关系始终就处于既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边境冲突却又连绵不断；和亲约定不断被撕毁，又不断得以恢复的状态之中。这种欲战不能，欲和不亲的现象，从汉匈战争的全过程观察，表明此时汉匈双方正处于战略上的对峙阶段。随着汉朝国力的全面恢复，英姿勃发的汉武帝即位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延续下去了，报平城惨败之仇，雪吕后受辱之耻，汉匈之间的战略决战也就势不可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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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绵不断的边境冲突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最后一次率兵出征，在击败举兵反叛的淮南王英布后，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此时刘邦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体衰多病，虽然是衣锦还乡，心情却无法平静。围绕着太子的废立问题，吕后、群臣反复谏诤与宠姬戚夫人的软缠硬磨，已经搅得刘邦心烦意乱；匈奴在北境大规模侵扰，更使得刘邦忧心重重。在沛县的行宫中，刘邦置酒召聚父老乡亲会饮，命一百二十名少年歌舞助兴。一阵酒意袭来，几行老泪盈眶而出，刘邦慷慨起舞，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豪迈又带有几分悲怆的歌声，正是刘邦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是的，曾追随刘邦逐鹿中原的“猛士”们，此时或以谋反罪被诛杀，或是功成名就，不愿意再冒风险驰骋于疆场。帝业虽成，但四海未靖，特别是北境匈奴虎视眈眈，多么需要新的“猛士”来守卫大汉帝国的疆土啊! 几个月后，这位西汉开国皇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阖目长逝。然而，刘邦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在汉初六十多年连绵不断的汉匈边境冲突中，不知有多少猛士浴血奋战在荒漠凄凉的边塞之上，在汉匈战争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段悲壮而又残酷的一页。

  刘邦自平城之战失利后，一方面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试图以此缓解北部边境上汉匈紧张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重新布署北部边防，命令大将樊哙、周勃、柴武等率兵追击韩王信、陈稀等叛将，防止他们与匈奴相互勾结，为害北边。同时，刘邦又根据刘敬的建议，迁徙六国旧贵族及豪杰大族十余万人至长安附近，充实关中人口，防备匈奴突袭京畿地区。这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汉军在对匈奴的初期战争中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刘邦这些举措是明智的，并且很快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了高祖末年及惠帝初年，韩王信、陈稀在汉军的追击之下先后败亡，燕王卢绾归降匈奴后不久病死，使匈奴失去了南下侵扰的内应，嚣张的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匈奴正在全力夺取河西地区，进而试图控制西域，南侵并不是匈奴用兵的主要目的。虽然在惠帝、吕后时期，匈奴依旧侵扰中原，但无论是入侵
的次数还是规模上，较之高祖时期均有所减缓。

  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即位，继续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完全阻止匈奴的入侵。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攻侵上郡，杀掠吏民，这是匈奴对文帝所表达的和亲愿望的第一次“答复”。一番良苦的用心竟得如此回报，性格稳重的文帝也控制不住激愤的情绪，一面命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人前往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迎击匈奴；一面亲赴太原郡，宣称要亲自征讨匈奴。恰好此时，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建有功勋的济北王刘兴居因不满封国狭小，趁机举兵反叛。北境之上尚未平静，肘腋之下又生变乱，文帝急忙调遣十万大军前往讨伐。济北王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匈奴右贤王在上郡大肆杀掠一番之后也满载而归，文帝“御驾亲征”，大军千里迎击，尚未来得及与匈奴交锋，一切就结束了。

  匈奴右贤王这次入侵并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失，冒顿单于也不愿意在没有夺取河西地之前再与汉军发生大规模冲突，所以当文帝派遣使者至匈奴谴责这次入侵时，冒顿一面为右贤王的入侵行为进行狡辩，一面将右贤王派往河西地区，率兵进攻月氏，作为对右贤王的所谓“惩罚”。约在文帝六年(前174年)，月氏第二次被匈奴击败，被迫放弃河西地区向西迁徙，楼兰(位于今新疆罗布泊及孔雀河下游至阿尔金山北麓)、乌孙(当时在今甘肃祁连、敦煌一带)、呼揭(约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西南一带)及其旁二十六国纷纷归附，西域的广大区域都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帝国空前强盛。就在同一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老上单于接过他手中的战鞭继续挥舞，一埸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中原地区。

  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冒顿更为狂傲，他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对文帝则直呼为“汉皇帝”，答复文帝的书牍及印封在尺寸上都要大于文帝的来书。这种狂傲的性格，再加上匈奴空前强盛的国力，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更为好战。当时，从河西直至辽东，在漫长的北部边境上烽火连绵不断，胡笳互动，战骑嘶鸣，骚扰、掠夺与死亡无时不在威胁着沿边的百姓，戍边的士卒浴血奋战，试图将匈奴
铁骑阻挡在长城之外。此时北境的局势相当严峻，正如晁错所说：“匈奴大举进攻就能获得大利，小规模入侵也能牟取小利。”因此，他针对匈奴漂浮不定作战方式，向文帝建议召募百姓充实边境地区，赐予田宅器具，使百姓安居边境，为保卫自家财产性命的安全，必定要拼死抗御匈奴的侵扰。晁错的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对于稳定边境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人在老上单于的亲自指挥下攻入朝那、萧关(均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一带)，杀害北地都尉孙印，掳掠百姓，抢夺牲畜，随后大军挺进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一带，并出奇兵烧毁了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侦察部队竟然进入雍县(今陕西凤翔)与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京师长安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匈奴这次入侵，在文帝时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帝紧急调发车骑十余万人屯守在长安附近，护卫京师，同时派遣大将军张相如等率领大军迎击匈奴。在汉匈战争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李广就是在这次战役中从军出征，并且初立战功，以其精湛的骑射技术在众多的骑士中脱颖而出，博得了文帝的赞赏。尽管汉军广大士卒与下级军官愿意奋勇抗击匈奴，但上层将领却畏敌如虎，不敢主动进击，致使老上单于在塞内肆意杀掠一个多月之后，才在汉军的名为追击，实为“护送”之下安然地撤出边塞。难怪文帝忧心重重，常拊髀感叹，深恨没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名将为他戍守边塞，分担忧患。

  汉军的懦弱避战、消极防御，使匈奴愈加骄横，对中原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几乎每年都要入侵中原掳掠，东部的辽东郡与西部的云中郡首当其冲，灾难最为深重，每年被匈奴杀掠的人口均有万余。在这种形势下，文帝一方面重新起用原为云中守，后因小过被罚作苦役的魏尚镇守云中；另一方面遣使者至匈奴，与老上单于复议和亲之事。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汉匈再次恢复和亲。第二年，老上单于去世，其
子军臣单于继位，文帝再次遣使缔结和亲盟约。然而好景不长，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匈奴分兵二路，各出动三万人，侵入上郡、云中，烧杀抢掠，在甘泉宫、长安都能望见那冲天的烽火，朝廷又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文帝任命河内太守周亚夫等为将军，率军屯守在长安周围，防备匈奴突袭长安。数月之后，汉军才开赴边塞迎敌，而此时匈奴已经全军退出塞外，扬长而去。

  公元前156年，景帝刘启即位。四月，匈奴又侵入代地，景帝遣御史大夫陶青亲赴边塞，与军臣单于恢复和亲。景帝前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赵王刘遂秘密与匈奴联络，劝说匈奴趁汉军主力平叛南下之机侵入北境骚扰，与赵军联合行动，牵制汉军。如果这一阴谋得逞，汉军便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不料汉军进展神速，不过三个月，吴楚联军就一败涂地。不久，赵国国都邯郸(今属河南)也被汉
军攻陷，刘遂自杀；匈奴见形势不妙，拒绝出兵，一场可能发生的边塞危机终于平安地过去。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汉初以来内部分裂势力不断与匈奴相互勾结的现象被彻底消除，汉军从此才可能集中力量防御匈奴的侵扰。

在文、景时期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中，以李广等为代表的一代新的军人逐渐成为抗击匈奴的中坚力量。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出身于军人世家，其先祖李信是秦国的将领，因擒获燕太子丹而著名。李广从小受家世熏陶，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本领。文帝时，李广从军击匈奴，因擅长骑射，被封为郎官，常侍从文帝射猎，格杀猛兽。景帝时，李广为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战
功显赫。但因为私下接受梁王的将印，受到景帝的猜疑，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派往战事颇仍的北部边境防御匈奴，历任上谷、上郡、陇西、雁门、云中等边郡太守。在荒凉的大漠草原之上，李广甲不离身，马不卸鞍，终日转战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奋勇抗击着匈奴的侵扰。

  汉匈的边境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它的战场远离交通线与人口稠密地区，散布在大漠荒野之上，经常得不到来自后方的辎重的补给与兵源的补充。何况汉军的对手是拥有强大骑兵的匈奴人，作战方式具有极强的突然性与灵活性。因此，这种边塞战争比正规的两军对垒作战更为险恶。李广长期战斗在北境，深谙边境战争的这种特点，治军极其简易，行军时没有严格的队形，宿营时人人自便，军中没有繁文缛礼，幕府也省略文书，但负责警戒侦察的骑兵则远远地分布在大队的周围。士卒都欢迎这种简易的治军方法，愿意到其麾下接受他的指挥；匈奴慑于李广的声威，不敢轻易地向李广发动进攻。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执法严酷，不避贵戚，以“苍鹰”著称的郅都出任雁门太守后，匈奴久闻其名，从此不敢再至雁门郡侵掠。在汉军顽强的抵御之下，匈奴嚣张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终景帝之世，匈奴只是频繁地在边郡掳掠，再也没有深入到京畿地区，彻底解除了匈奴对京城长安的严重威胁。

  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边塞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文、景时期的艰苦卓绝的边境防御战中，正是因为有了像李广这样一代军人的浴血奋战，才将匈奴铁骑阻击在长城以外，保护中原这一片沃土的安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迎来了被誉为“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也为汉武帝时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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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一、马邑之谋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呈现在这位16岁少年天子面前的，早已不是汉初那种满目疮痍、百业萧条的凄惨景象，而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生机的西汉帝国。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初年，从京师到边远城邑，粮仓中装满了五谷，府库中堆满了财物。京师之钱累百巨万，钱贯腐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其外，腐败而不可食。民间马匹成群，乘骑牝马者自惭形愧。经过文、景时期的削藩及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皇帝政令畅行无阻，朝野臣民翕然从命。至于汉武帝本人，似乎也格外得到上天的偏爱，赐予他一副强壮的体魄与多欲的情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墨守成规的影子，而是对美女醇酒、艳辞丽赋、琼楼玉宇、轻车肥马、大漠荒野、海外奇山、不死仙药等具有无比冲动的追求。随着武帝的“君临天下”，一个韬光养晦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全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在景帝后期，汉匈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经过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之后，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基本上被遏止，虽然边境小规模的侵扰依旧不断，但深入到中原的大规模入侵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武帝即位之初，重申和亲约束，开放关市，厚赠财物，在不战也可以获得财富的情况下，军臣单于也表示出愿与汉廷恢复和亲的意图，北境之上出现了一段暂短的和平时期。然而，汉匈之间经过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与冲突积累下来的宿怨，决非是通过恢复和亲就能够化解的，更何况所谓“和亲”只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城惨败后被迫与匈奴签订的“城下之盟”，是高祖的继承者们痛心疾首，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巨额财富与景帝平定吴楚七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在登极的第一年，就表示出要征伐匈奴的意图，宠臣韩嫣为讨武帝欢心，在宫廷亲随侍从中率先学习骑射。这颇具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了童心未泯的少年皇帝的开心一笑；但在制定抗击匈奴的策略时，武帝又显现出其性格的另一侧面，以慎重的态度进行了精心的布署与安排。武帝委派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戍卒巩固边防。建元三年，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的消息后，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联合月氏，从右翼夹击匈奴的机会，于是开始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张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出使西域。武帝为了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与匈奴的强悍骑兵相对抗，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养马，并在北军创置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即是专门为组织训练骑兵而设置的。武帝又设置了羽林骑，一面充任皇帝的侍从，一面作为培养骑兵将领的人选，召募西北六郡(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及战死军士的子弟担任。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商议其事。大行王恢是燕人，曾长期在边郡为官，熟谙匈奴的情况。他认为匈奴每次与汉和亲，不过数年即违背约定，此次和亲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不如拒绝和亲，举兵抗击匈奴。而朝廷重臣、御史大夫韩安国却力主和亲。他认为匈奴骑兵行动飘忽迅捷，难于制御；汉军千里出击，人马乏困，匈奴却可以逸待劳，轻取汉军。何况夺取匈奴的土地、民众，也不会给汉廷带来特殊的好处，不如应允和亲。由于大多数朝臣都赞成韩安国的意见，武帝也就同意了匈奴和亲的请求。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朔县)豪强聂翁壹通过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对汉缺乏防备，如果能示之以利，诱使匈奴深入侵掳，伏兵袭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汉匈关系的彻底决裂，战争将取代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武帝此时也颇为踌躇，诏命群臣再次商议，于是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辩在王恢与韩安国之间展开。坚决主张出击的王恢慷慨陈辞，在回答武帝诏问时说：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胁，君臣尚能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而如今大汉强盛，海内一统，陛下威名远扬，然而匈奴却侵扰不止，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不已，载棺之车相望于道，正是因为没有坚决抗击的缘故! 并提出诱敌南下，伏兵马邑，围歼入侵之敌的作战方案。韩安国则旧事重提，认为以高皇帝刘邦之英武圣明，尚且被匈奴围于平城达七日之久；所以不报平城之怨，是因为体恤民情，休养百姓。与匈奴和亲已历经五世，百姓习以为常，不易变改祖宗成法。何况兵革一动，天下骚动，胜负难料，不可轻率出兵!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武帝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之后，亲自裁定，采纳了王恢的建议。至此，断绝与匈奴和亲，全面抗御匈奴的策略最终确定下来。

  同年六月，武帝先派遣聂翁壹前往匈奴诱敌，欺骗军臣单于说他能斩杀马邑长，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马邑位于雁门郡南部，是当时主要的产马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在汉初匈奴就曾为争夺马邑与汉高祖进行过一场激战，马邑先得后失，匈奴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军臣单于听信聂翁壹的一番言辞之后，竟然以为马邑唾手可得，于是亲率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向马邑方向进军。武帝派遣精兵三十二万，命令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率三万多人出代郡，准备在主力部队与匈奴接战后从侧后翼袭击匈奴的辎重，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全军由韩安国统率，监护王恢等四位将军。聂翁壹这时已回到马邑，杀死一名囚徒，悬头于城下，告诉匈奴前来侦探消息的使者说已经控制了马邑城，单于可以速来掳夺。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陷阱已经布置妥当，只等军臣单于前来送死了。

  军臣单于得到使者的报告之后，兴致冲冲地率领大军向马邑方向急驰。但在行至距马邑不过百里之遥的地方，军臣单子忽然发现畜群布满了荒野，却无一人看管，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甚感疑惑。恰好在此时，匈奴攻下汉一边防小亭，俘获了汉雁门尉史。在单于利剑的威胁下，尉史将汉军的计谋合盘供出。单于听了，大惊之后继而大喜，以为这是天意如此，封尉史为“天王”，下令立即退军。这一突发的事变打乱了汉军的安排，埋伏在马邑山谷的汉军主力还在等待那根本不可能到来的敌人，而王恢、李息率领三万多人，在数倍于己的匈奴大军面前也不敢单独出击。等到汉军主力得知计谋泄露，急追至边塞之时，匈奴全军早已安全退出。汉武帝与群臣精心筹划的“马邑之谋”，劳师动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马邑之谋”的失败，深深刺痛了武帝的自尊心。王恢朝议时首先献策在马邑伏击匈奴，但在匈奴退兵的关键时刻又不敢果断出击，更是激怒了武帝。虽然王恢一再辩解之所以未主动出击匈奴，不是因为怯懦避战，而是事出意外，无法再按原计划行动；何况以三万之众击十万大军，必败无疑。尽管王恢的解释从军事角度讲不是全无道理，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王恢说情，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法平息武帝的怒气。王恢下狱后自知难逃一死，只得自杀身亡。

  王恢自杀谢罪，“马邑之谋”功败垂成。原以为这次伏击是“百全必取”，一战即可以擒获单于，征服匈奴，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同时调动，很难保守秘密；而把战胜匈奴的希望寄托在一次伏击之上，更反映出武帝与群臣对匈奴骑兵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应变能力极强的特点认识不足。但是武帝没有因为马邑伏击不成而动摇了反击匈奴的决心，而是更加充分地进行新的战争准备，决心再与匈奴一决胜负。匈奴军臣单于在惊魂初定之后，立刻出兵大肆侵扰，攻击边塞亭障，作为对汉军马邑设伏的报复。从此以后，北部边境战火重燃，正式揭开了汉匈长期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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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南、漠南之战


  元光二年，马邑伏击匈奴失败后，武帝在震怒之下，以“首谋不进”的罪名将王恢下狱，逼迫王恢自杀。其中固然有武帝借此泄愤的成分，但也反映出武帝对指挥马邑之战的将领们的不满情绪。特别是马邑之战的主将韩安国，虽然在景帝初年就以抗击吴楚联军而闻名天下，但对匈奴素来怀有恐惧之心，老成持重有余，主动进取不足，更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致使战机白白丧失。年轻气盛的天子与宿将老臣之间在对匈奴作战中的矛盾，通过马邑之战暴露出来。“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是武帝用人的一贯指导思想。为了物色能够担负抗击匈奴重任的人才，武帝的目光首先落到了宠姬卫子夫的弟弟卫青的身上。从此之后，卫青在众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帝时期抗击匈奴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卫青是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父亲郑季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平阳县小吏，在平阳公主家服役时与婢女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作为一个私生子，卫青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充满了歧视与冷漠的艰苦环境中渡过的。卫青成年之后，重新回到公主府，充当平阳公主的侍从骑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卫青最小的姐姐卫子夫得到武帝的宠幸。后来，陈皇后的母亲，即武帝的姑母大长公主得知卫子夫怀孕，深恐威胁到其女儿皇后的地位，于是将卫青囚禁，准备处死。幸亏卫青的挚友、骑郎公孙敖得知消息，连夜带人劫狱，卫青方幸免一死。武帝知道此事后，遂任命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从此，卫青摆脱了屈辱卑贱的社会地位。卫子夫被封为夫人后，卫青也晋升为太中大夫，成为朝廷的一名新贵。虽然卫青以外戚贵幸，颇有得官不正之嫌，但他在青少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与挫折，却为日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创造了条件。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侵入上谷郡，杀掠吏民。卫青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率领万骑，直出上谷抗击匈奴。同时，轻车将军公孙贺、骑将军公孙敖、骁骑将军李广各率万骑，分别从云中、代郡、雁门出塞，追击匈奴。在四将之中，李广、公孙贺均是沙场老将，而公孙敖少年从军，也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唯独卫青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战争的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公孙贺出云中后没有与匈奴遭遇，无功而还；公孙敖出代郡后被匈奴击败，损失了近七千将士，狼狈地逃回；而李广的运气似乎更坏，竟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兵败被俘，依仗过人的机智与精湛的骑射本领，夺取匈奴的战马逃回。四路大军之中，只有卫青一军在击溃侵入上谷之敌后，深入匈奴境内，直至龙城，斩获匈奴七百多人后凯旋而还。卫青初次出师就立下战功，武帝极为高兴，赐卫青爵为关内侯，以示奖掖。

  经过这次战争，匈奴大肆进行报复。同年秋天，匈奴骑兵猛攻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一带。第二年(即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再次入侵，先攻辽西(治今辽宁凌源西南)一带，杀掠二千多人，辽西太守以身殉国。匈奴继而西进，渔阳又告危急，屯守渔阳的老将韩安国几乎全军覆灭，只好龟缩在营垒之内等待援军。匈奴铁骑在横扫辽西、渔阳之后，乘胜西进，攻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就在这危急之际，卫青再次奉命出征，率三万将士前往雁门迎击匈奴；将军李息出代郡，攻击匈奴后路，与卫青一路遥相策应。卫青率军直赴雁门后，与入侵匈奴展开激战，匈奴惨败，丢下数千具尸首狼狈逃窜。卫青二次出击均获全胜，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声威鹊起，在随即展开的著名的河南之战中，理所当然地成为汉军的主帅。

  汉军在元光六年、元朔元年二次大规模出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毕竟是单纯的防御性作战，既没有夺取匈奴的战略要地，也没有与匈奴主力接战，匈奴的实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削弱。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又攻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千余人。事实证明，汉军分兵把守，数路并出的作战方式并不能保障边境的安全，而且在汉军退兵之后，匈奴卷土重来，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时匈奴主要是在汉边境的东部连续向汉军发动进攻，但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却不是匈奴东部左贤王的部队，而是活动于阴山一带的右贤王与占据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的部队。尤其是河南地，北接阴山，南距长安不过七百多里，西与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统辖的河西地区相邻，东则威胁定襄、云中郡。自从秦末汉初冒顿单于重占河南地后，一直就是匈奴南下的基地。因此，为了切断匈奴东西二部联系，彻底消除匈奴对关中地区的威胁，夺取河南地的战略意义特别重大。匈奴也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左贤王的军队连续进攻汉东部边境，企图将汉军主力吸引过去，减轻汉军对河南地的压力。

  元朔二年，就在匈奴连续在东部边郡制造事端，以为汉军必然应接不暇，疲于救援之时，武帝不为匈奴在东线的进攻所动，采取匈奴东击，汉军西进的作战方针，果断地发动了著名的河南战役。奉武帝的命令，卫青第三次出征，统帅数万大军从云中(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沿黄河北岸向西北迅速挺进，一举攻占高阙(塞名，位于今内蒙锦杭后旗东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与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立刻率兵南下，沿黄河直驱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完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等到白羊王、楼烦王察觉身陷重围之时，在河南的防线已经全面崩溃，只得率领残部西渡黄河，仓惶逃出塞外。这次战役，汉军歼敌数千人，截获牲畜十多万头，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取得了对匈奴开战以来第一次战略决战的胜利。卫青对这次战役的指挥也是极其成功的，一改汉军在以往作战中以伏击、阻击、增援为主的作战模式，整个战役都是在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的运动作战的过程中完成的，等到匈奴察觉到汉军的作战意图后，早已陷入汉军的重围，失败的大局已定。卫青也因为夺取河南地有功，被封为长平侯。

  汉军攻占河南地之后，为了巩固已有的战果，武帝采纳谋士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治今内蒙锦杭旗北)与五原(治今内蒙包头西北)二郡，命令将军苏建率领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今内蒙乌拉特旗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的旧长城。同时，从内地移民十多万人定居朔方，充实边郡人口，并调运大批粮食以补充军需民用。从此之后，河南地牢固地控制在汉廷的手中，成为汉军出击匈奴的一个重要基地。

  河南地的失守及汉设置朔方、五原郡，对于匈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右贤王的辖区——匈奴的右部，直接暴露在汉军的面前；河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适于农牧业的发展，对匈奴经济影响极大。匈奴为了夺回河南地，元朔三年(前126年)冬，以数万骑兵攻入代郡，太守共友战死。夏，雁门又遭侵扰。四年，匈奴出动近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代郡、定襄、上郡。五年，右贤王又率部侵入河南地，攻扰朔方。在短短的三年之中，匈奴连续出动大军不间断地侵扰边境，可见匈奴是多么急于夺回河南地。在这种形势下，武帝为了确保河南之战的胜利成果，于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又发动了漠南战役。

  在漠南战役中，汉军兵分二路，主力由卫青率领，统辖苏建等四位将军，率三万骑兵出朔方，攻击匈奴右贤王部；另一支军队由将军李息、张次公率领，出右北平(治今辽宁平泉北)，牵制匈奴左贤王部，从侧翼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卫青大军经朔方出高阙后，向北出边塞六七百里，直奔右贤王王庭。右贤王自以为其王庭远离汉塞，汉军绝不可能至此，没有作任何防备，而是在帐中与娇妻美妾们饮酒作乐，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右贤王没有料到，就在入夜之后，汉军突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尚在醉乡之中的右贤王被惊天动地的厮杀声惊醒，仅与一名爱妾及数百名骑士仓惶跨上战马，向北突围而去，其部众从裨王(小王)以下一万五千多人，牲畜十多万头都被汉军俘获。由于卫青在这次战役中功勋卓著，武帝特命使者持大将军印前往朔方，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诸将皆归属大将军统率。

  漠南之战不仅确保了朔方郡的安全，几乎全歼匈奴右贤王部，而且从中断绝了匈奴单于主力与占据河西地区的休屠王、浑邪王之间的联系，为尔后的河西战役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匈奴伊稚斜单于为了报复汉军所发动的漠南战役，在同年秋天，派遣一万多骑兵攻侵代郡，杀害代郡都尉朱英，劫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则针锋相对，在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天，命大将军卫青率领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六将军，十多万大军出定襄数百里，直接与匈奴单于主力开战，斩首数千人之后退回汉塞。休整月余之后，卫青率六将军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万余人。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三千骑兵却与单于主力相遇，激战一日后，汉军损失殆尽。赵信原本是匈奴小王，降汉后被封为翕侯，这时见形势不利，率其残部八百余骑又投降了匈奴。赵信阵前降敌，苏建处境更为困难，于是弃军而逃，只身而归。这是自卫青出师以来首次受挫，损失三千多骑兵与二位将军，幸运之神似乎正从他的身边离去。但在这次战役中，年仅十八岁的霍去病却以果敢无畏的气概远离大军，独自立下了战功，引起武帝的注意，成为一颗迅速升起的将星。

  赵信重归匈奴后，伊稚斜单于大喜过望，立即封赵信为自次王，表示其权威仅次于单于，并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他。赵信降汉后曾封侯拜将，对汉军情况相当了解，因此他向单于建议将匈奴主力迁徙至大漠深处，远离汉塞，诱使汉军深入，以逸待劳，等到汉军疲惫不堪之时再大举反击。单于听从了赵信的建议，将匈奴主力远移至漠北。

  然而，伊稚斜单于与赵信都没有料到，就在匈奴主力调往漠北，边境局势稍微缓和之后，汉军却没有立即出师北征大漠，而是调动大军西伐，发动了另一次著名的战役——河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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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西之战


  陕西省兴平县境内，在一代雄主汉武帝巍峨壮丽的茂陵的东北与西南，有两座封土外形独特的陪葬墓格外引人注目。位于东北，形似庐山的墓下，埋葬着声名显赫、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卫青；而位于西南，形似祁连山的墓下，则长眠着一位英年早逝的将军，这就是与大将军卫青齐名的抗匈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前伫立着一座著名的马踏匈奴的石雕像，以无声的艺术语言向后人展示着他显赫的战绩。霍去病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宇，又匆匆地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但在郁郁葱葱的祁连山下、荒凉寂寞的大漠之上，却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

  霍去病是河东平阳人霍仲孺与卫子夫、卫青的姐姐少儿的未婚生子。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立为皇后，卫氏一门顿时富贵，少儿趁机抛弃了霍仲孺，投入了汉初名臣陈平的曾孙、詹事陈掌的怀抱。由于霍去病是卫皇后的外甥，年仅十八岁就成为侍中，这是一个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侍从在皇帝左右，与闻政事的显要之职。然而，在边患颇仍、烽火连绵的汉匈战争的关键时期，霍去病这位少年有为的富贵家子弟，却不愿在轻歌曼舞的宫廷生活中平静地消磨时光，而期望着投身于那充满了刺激、冒险与死亡的的汉匈战场。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公孙敖等六将军二出定襄抗击匈奴。霍去病从小就擅长骑射，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主动向武帝请战，从军出征，舅父卫青奉诏任命他为嫖姚校尉。从此，霍去病开始了金戈铁马的军事生涯。就在卫青第二次出定襄时，霍去病独自率领八百勇士，远离卫青大军数百里，孤军深入到匈奴后方，捕捉到有利的战机，共斩获首虏二千多级，单于祖父辈藉若侯产也被汉军斩首，匈奴的相国、当户，以及单于叔父罗姑比等都成了汉军的俘虏。就在霍去病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之时，卫青麾下的六位老将却相形见绌，前将军赵信投降匈奴，右将军苏建弃军逃亡，其余四位将军也战绩平平。为了表彰霍去病勇冠三军的功绩，武帝特封他为冠军侯；而大将军卫青因为功绩不著，又亡失二位将军，因此没有益封。

  自从元朔年间(前128年一前123年)汉军连续发动河南、漠南战役后，匈奴丧失了河南地，伊稚斜单于听从赵信的建议，将主力部队撤往漠北，在漠南广阔的区域里仅存有东部左贤王与西部河西地区浑邪王、休屠王的部队，而且双方的联系已经被汉军从中切断。从匈奴东西二部的实力来看，尽管东部左贤王的军队较强，但其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汉边境的东部，对汉朝政治、经济中心所在的关中地区威胁有限；而河西地区则不然，从来就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要道，控制了河西地区，不仅可以独霸西域，而且南可与羌人联系，直接威胁西北边境的安全。为了沟通与西域的交通和巩固西北边防，武帝又不失时机地发动了第二次战略决战——河西之战，而战争主帅的重任则落到了年轻的冠军侯霍去病的身上。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领万骑出陇西北上击匈奴。汉军越过乌鞘岭，渡过狐奴水(约流经今甘肃民勤、武威一带)，辗转征战于匈奴五个小国之间，抗拒者以武力征服，降服者则予以安抚，经过六日激战与安抚之后，五小国都被汉军控制。随即霍去病越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部队鏖战于皋兰山(其地不详，应在今甘肃西北部，与今兰州附近皋兰山不同)下，短兵相接，数战数捷，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斩获首虏八千九百多级，并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而归。此次征战汉军损失也比较惨重，有七千多名将士捐躯在沙场之上。

  在河西之战取得初战胜利之后，为了彻底占领河西地区，在同年夏天，汉军分兵二路，正式开始了夺取河西地区的战役。作为河西之战的主攻方向，西路方面，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兵数万，分道从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击；东路方面，卫尉张骞与郎中令李广率一万四千骑分道出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策应西路主攻部队。这一作战方案，与元朔五年汉军发动的漠南战役完全相同。

  在东路方面，李广率四千骑先行出发，北出汉塞数百里后，与左贤王四万骑突然相遇，但是张骞率领的一万多人的主力部队却没能按时到达战场，汉军四千名骑兵陷入匈奴四万人的包围之中。面对着十倍于己的敌军，汉军人人惊恐不已。为了稳定军心，李广果断地命令自己的儿子李敢带领数十名勇士飞骑直冲敌阵。这突如奇来的攻击使匈奴阵营大乱，来不及组织有效的阻击。李敢率领勇士在匈奴军中横冲直撞，厮杀几个来回后又冲出匈奴阵地，飞奔回来向李广报告说：“敌军很容易对付!”汉军将士见到主将的儿子英勇杀敌的情景，军心立刻安定下来。李广趁势布置汉军组成圆形阵式，将辎重车连接起来作为外围屏障，弓箭手以大车为依托，严阵以待。这时，匈奴四万大军向汉军发起了进攻，排山倒海般地向汉军阵地扑来，箭矢如蝗，血肉横飞，厮杀声惊天动地。几番冲杀之后，汉军士卒死伤大半，箭矢也将要用完，在这关键时刻，李广命令士卒引弓不发，自己亲自端起威力强劲的大黄弩，严密注视着敌军的动态。经过暂短的整休之后，匈奴骑兵又一次气势汹汹地向汉军阵地冲来，李广瞄准指挥进攻的匈奴裨将连发数矢，立刻射死数人，看到这出神入化的精湛射技，匈奴骑兵无不胆战心惊，攻势也顿时衰弱下去。夜幕逐渐降临到大漠之上，阵阵寒气袭来，士卒经过一天的激战后，在恐惧与死亡的笼罩之下，早已疲惫不堪，面无人色，而李广仍旧是镇定自若，安抚士卒，巡视阵地，布置防务。第二天，汉匈再次展开激战。这时张骞统率的主力部队方姗姗而来，左贤王见汉军增援已到，估计不能取胜，于是解围北撤。汉军也因损失严重，疲劳过甚，无力实施追击。东线的战事就这样结束了。

  在西路战线上，汉军的行动一开始也不顺利。公孙敖部一出北地就迷失了方向，未能参加河西之战，作战的重任就落到了霍去病一人的身上。霍去病率领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锐骑兵，出北地后向西北挺进，渡过黄河，跨越贺兰山，横穿大漠，至居延泽(位于今内蒙额济纳旗一带)后转向西南，经过小月氏(未西迁而进入祁连山区与羌人杂居的月氏人称为小月氏)，再由西北转向西南，长驱深入二千余里，绕到匈奴军队的后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觚得(今甘肃张掖西北)一带与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队展开激战。在汉军精锐骑兵的猛烈攻击下，退路已被断绝的匈奴军队惊恐万分，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很快就一败涂地，被汉军斩杀三万二千多人。匈奴单桓(匈奴王号)、酋涂王、相国、都尉等见大势已去，率领二干多人向汉军投降，匈奴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等贵族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官吏六十三人都被俘获。霍去病在没有其他将军配合的情况下，率领一支孤军，在地形复杂多变的河西地区长途转战二千多里，用仅仅伤亡三千多人的代价，一举歼灭匈奴布署在河西的主力部队，取得河西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充分地显示出这位年青将军过人的胆识与卓越的指挥才能。武帝得知河西大捷后甚为喜悦，益封霍去病五千四百户以示嘉奖。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与校尉高不识也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列侯。

  浑邪王、休屠王一年之中两战两败，损失了数万精兵，河西地区岌岌可危，伊稚斜单于恼恨万分，欲召浑邪王、休屠王至单于庭严厉惩处。两人深惧被诛，于是在同年秋天密谋降汉，派遣使者与当时在黄河边督修长城的大行李息接洽。武帝得到李息的报告后，担心其中有诈，命令霍去病率领大军前往受降。休屠王突然反悔，被浑邪王所杀，兼并其部众，前往黄河西岸降汉。这时霍去病已率大军渡过黄河，与匈奴军遥遥相望。浑邪王部的一些裨王见汉军阵容强大，心怀恐惧，意图逃跑，其余的部众也随之骚动起来。就在这形势万分紧急的时刻，霍去病当机立断，率精兵驰入匈奴营垒之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企图逃跑者八干多人，招降匈奴四万多人，号称十万人。至此，匈奴在河西地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彻底瓦解。

  浑邪王降汉后，武帝命令将浑邪王等调至长安，封为列侯，以示安抚；其余部众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故塞之中，沿袭匈奴旧俗、官号，置五属国，设属国都尉治理。后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从关东地区移徙数十万贫民充实其地。河西四郡的设置，不仅断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从此，匈奴独霸西域的时代宣告结束，汉朝的使者、商队、军队，通过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奔赴西域，为了控制西域又与匈奴展开了激战。

  汉武帝连续发动河南、河西战役之后，匈奴在漠南的两大战略要地——河南、河西地区都被汉军占领，迫使匈奴主力远离汉边境，转移到自然条件远比漠南恶劣的漠北地区，基本上消除了匈奴对汉中部及西部边境的威胁，促使汉匈双方实力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为其后在漠北展开的汉匈大决战创造了条件。河南之战后，匈奴人失去了阴山以南的广阔区域，痛心疾首，每过于此，无不掩面痛哭；河西之战后，匈奴人又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西地，经济上蒙受的损失更为严重，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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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漠北大决战


  经过元朔五年的河南之战与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后，汉匈战争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匈奴连续在二次关键性的战役中惨败，匈奴右贤王的部队损失惨重，浑邪王与休屠王全军覆灭，西北边境上匈奴侵掠的威胁基本上解除。伊稚斜单于听从赵信的建议，放弃漠南，将主力部队撤到远离汉塞的漠北地区，企图诱使汉军深入大漠，伺机予以歼灭，因此并没有停止对汉朝边境的侵扰。特别是位于匈奴东部的左贤王的军队，始终没有遭受过沉重的打击，依然保存着强劲的实力。就在河西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匈奴又分兵二路，各数万骑，突入右北平、定襄二郡，杀掠千余人后退出边塞。

  在汉武帝筹划河南、河西战役之时，原计划只是夺回河南、河西二个战略要地，在给予匈奴一定的打击之后，只要能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宁，并无深入大漠与匈奴主力决战的意图。何况汉朝君臣一直认为匈奴是游牧民族，四处迁徙，很难彻底制服，如果匈奴不再骚扰边境，汉军并不准备穷追不舍。但是匈奴侵扰势头未衰，北边烽火未熄，反击匈奴的战争只能继续进行下去。

  元狩四年(前119年)夏，武帝亲自召集诸将会议，筹划出击匈奴事宜。武帝与诸将都认为：匈奴将主力撤往漠北，是以为汉军没有跨越大漠进行长途奔袭作战的能力。如果汉军能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就可以充分利用匈奴这一错误的判断，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其主力。武帝拟定并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汉匈战争史上模规最大的一次战略大决战就此展开。

  为了保证漠北之战的顺利进行，汉朝中央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从全国征发大批军需物资，调集了十万精锐的骑兵部队，负责转运辎重的步兵数十万人，又从民间征集马四万匹随军备用。汉军原计划均由定襄出击，直赴大漠寻找伊稚斜单于的主力部队决战。就在大军将出之际，从捕获的匈奴俘虏口中听说单于已经东去，于是临时更改作战计划，命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匈奴。这时，匈奴已探听到汉军即将大规模出击的消息，赵信又向伊稚斜单于献策说：“汉军远渡大漠，人马必然疲惫，我军可以坐收渔利。”单于采纳了他的意见，将妇孺老弱及牲畜财产往北远徙，仅留精兵在漠北等待与汉军决战。

  由大将军卫青指挥的西路军出定襄迎击单于主力。大军临行之前，老将李广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但雄心未减，主动向武帝请求出击匈奴。武帝认为李广年事已高，没有批准，但在李广的一再请求下，武帝任命李广为前将军，归卫青指挥。此次随大军出征的还有卫青的挚友、原合骑侯公孙敖。在元狩二年河西之战时，公孙敖因延误战机被免除爵位，这次被任命为中将军，也归属于卫青麾下。卫青出定襄后不久，就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单于的准确驻地。卫青为了使公孙敖有立功复封的机会，自己也企图独贪大功，于是命令前将军李广与左将军赵食其两部合并，从东路迂回到匈奴侧翼掩护主力部队，而自己则与公孙敖等率精兵从正面攻击单于。李广深知卫青的用意，所以对这一反常的布署极为不满，厉声向卫青抗议道：“我是天子任命的前将军，理应作为大军的前锋部队，为什么要将我迁往东路?况且我自结发以来就与匈奴作战，直至今日才有机会能与单于作战。我愿意仍为前部，誓与单于决一死战!”卫青见李广不肯从命，竟然命令长史把军令直接发至李广的幕府。事情到了这一步，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李广只得愤然离去，率部与赵食其奔赴东路。

  卫青率主力向北推进一千多里后，突然发现伊稚斜单于的主力部队正在前方严阵以待。久经沙场的卫青临危不乱，一面下令用武刚车(一种带有遮盖的兵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骑兵突袭；一面派出五千名骑兵冲击敌阵。伊稚斜单于也出动万骑应战。战场之上顿时号角齐鸣，箭矢纷飞，一片刀光剑影。两军将士拼命厮杀，一直鏖战到傍晚时分，忽然间狂风骤起，沙砾飞扬，两军对面不能相见。卫青趁此机会命令左右两翼汉军迅速出动，将匈奴军队围困在营阵之中。伊稚斜单于见到汉军数量众多，兵强马壮，不敢再拖延下去，于是率数百名亲兵趁黄昏之时从西北方向突破汉军包围，急驰而去。这时两军仍在激战，直至夜幕已深，卫青得知单于已经突围的消息，急令轻骑连夜追击，卫青率大军随后而行，被围困的匈奴骑兵趁机四处逃散。天明之后，汉军已追击二百余里，但单于终于逃脱。卫青出塞以来，汉军共杀伤俘获匈奴一万九千多人，推进至位于阗颜山(约位于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建，故名赵信城)，用匈奴积蓄的粮秣补充军需，焚烧其城及余粮后班师而还。匈奴这时则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伊稚斜单于逃跑后下落不明，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后来得知单于尚在，方才去掉单于名号，恢复为王。

  但李广、赵食其率领汉军在东道的进展却极不顺利。东道不仅路途曲折迂回，而且一路之上水草稀少，汉军行进十分艰难，又没有向导引路，终于在茫茫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直到卫青大军由阗颜山班师之后，李广与赵食其才与卫青在大漠之南会合。卫青可能是对将李广硬派往东道一事心怀惭意，特遣长史带着干粮与浊酒前去安抚李广，并催促李广速至大将军幕府报告迷路的详情，暗示李广将责任推诿到部下的身上。李广断然拒绝这样的不光彩的勾当，坚定地表示：校尉无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愿意亲身承担一切责任。长史走后，李广深有感慨地对多年来随同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说：“我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从来不曾落在诸将之后。如今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单于，却迷失道路，这就是天意吧!我已年逾六十岁，难道还要再忍受那些刀笔吏的凌辱吗!”说罢，李广引颈自刎，一代抗匈名将就是这样含冤悲愤而死。右将军赵食其独自下狱受审，后赎为庶人。

  就在卫青从定襄出征的同时，东路汉军在骠骑将军霍去病的率领下，出代郡迎击匈奴左贤王。霍去病虽然也统帅五万骑兵，但所选的都是剽悍勇猛的年轻骑士，军中没有设置副将，而是以李广之子李敢这样年轻的将领与匈奴降将复陆支等为大校，代行副将职权，使军队指挥权高度集中。右北平太守路博德也归属霍去病指挥，从右北平出军配合主力部队行动。霍去病率军北出代郡之后，命令全军将士轻装前进，跋山涉水，长趋直入二千多里，在大漠之上与左贤王的军队遭遇。经过数次激战之后，左贤王大败而逃，汉军斩首俘虏七万多人，俘获单于近臣章渠，以及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相国、将军等八十三人，斩杀北车耆(匈奴王号)，封狼胥山(其地不详。一说为蒙古克鲁伦河之北的都图龙山)，祭姑衍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兵临翰海(其地不详。一说为今贝加尔湖)而还。

  在漠北之战中，卫青深入大漠千余里，击溃单于主力，可是由于将帅失和，致使单于逃脱，将军李广自杀，赵食其下狱，功过相抵，因此卫青没有益封，部将也无一人封侯。与卫青相比，霍去病的战绩更为辉煌，不仅深入大漠二千余里，而且斩获首虏也是卫青的数倍。武帝得知自己宠爱的年青将领再立功勋，非常高兴，益封霍去病五千八百户，部将多人封为列侯。又置大司马一职，卫青、霍去病同为大司马，下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同。从此之后，卫青威望日衰，而霍去病则尊宠正盛，卫青的许多部下都纷纷投靠到霍去病的麾下谋求官爵。

  作为一位年青的著名将领，霍去病确实有其独特之处。他为人沉默寡言，但处事果断。武帝欲教他学习吴起、孙武兵法，他回答道：“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统帅的决策正确与否，何必去学习古时的兵法!”此说虽然不一定正确，但这种傲视前贤的气概却令人肃然起敬。武帝为了奖励他的显赫军功，修筑了一处豪华壮丽的第宅，命他前去省视，霍去病却回答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句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传诵的名言，代表一代军人勇往无前的英雄气魄及其舍身为国的忠诚之心。武帝因此对他也更为敬重。

  漠北大决战，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塞，严重威胁中原农业区域，汉军疲于防守的被动形势。但是，汉军自身的损失也相当严重，数万名将士战死在疆场之上；两军出塞时共有马十四万匹，回塞时不足三万匹。然而与汉军相比，匈奴损失则更为惨重，单于主力与左贤王的部队死伤被俘共九万多人，牲畜财产损失多得无法计算，迫使匈奴再度向北远遁，造成漠南无王庭的局面。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匈奴再无力向中原发动大规模入侵，汉匈战争的重心也由中原转向了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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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武北海牧羊


  在汉匈之间漫长艰苦的战争中，不仅直接在疆场上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些担负沟通双方君主意图重任的使者们，也同样面临着不同形式的危险。特别是汉朝使者是从相对繁荣发达的中原地区出使至落后荒凉的大漠，长途跋涉的艰辛，风俗语言的差异，民族习惯的不同，长期战争中积淀的仇恨，使他们经常面临着各种危险。尽管如此，许多使者还是忠于职守，不辱使命。汉武帝时期的苏武，就是汉使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自从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后，位于匈奴中部的单于主力和东部的左贤王部均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撤到远离汉塞的漠北地区。匈奴王敞屠洛、雕延年、都尉董荼吾等见国势已衰，纷纷降汉，均被封列侯。在兵败于外，讧乱于内的形势下，赵信劝伊稚斜单于遣使赴汉，好辞请求恢复和亲。这是自元光二年汉匈大规模战争爆发之后匈奴首次表示出的和亲愿望，所以武帝对此非常重视，命群臣商议其事。丞相长史任敞认为匈奴最近大败，可以使之为外臣，奉朝请于边。对于汉廷这样强硬的答复，伊稚斜单于大怒，将使者任敞扣留，汉匈和亲商议就此破裂。武帝在得知使者任敞被扣之后，曾准备征集兵马，再次出击匈奴，但在元狩六年(前117年)，爱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突然去世，讨伐匈奴之事也就此搁置。元鼎三年(前114年)，伊稚斜单子去世，其子乌维为单于，继续在漠北休养士卒，恢复国力，并没有南下的意图。因此，北部边境暂时呈现出一种平静的状态。

  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武帝怀着征服两越(南越、东越)后的喜悦之情，在继元鼎五年首次巡视北边之后，再次出巡。在十八万精兵猛将的护卫之下，武帝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呼和浩特西)，西至朔方，亲临北河(今内蒙乌加河)，并命令使者郭吉前往漠北，通告乌维单于：今日单于敢与大汉交战，天子统率雄兵亲自在边境等候；单于如果不敢交战，就应早日俯首称臣，何必狼狈逃窜于大漠之北的寒苦不毛之地! 这样一番饱含讥讽的言语，一点也不比当年冒顿戏侮吕后的书信逊色。乌维单于听罢大怒，恨不得立即跨马南下，然而匈奴衰弱的现况却不允许他这样做；即使对口出不逊之言的郭吉也不敢杀害，只是将他远远地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之上。此后，乌维单于加紧操练士卒，习练骑射，以图报复；为了防止汉军的攻击，数次遣使赴汉，甘辞好言，请求与汉恢复和亲。

  郭吉出使匈奴后一去不返，汉廷遣王乌等人再次出使匈奴，探听消息。依照匈奴风俗，汉使不放下符节，不以墨黥面，就不能进入单于穹庐。王乌是北地人，熟悉匈奴风俗，所以去节黥面，得到乌维单于欢心。乌维佯许王乌，愿遣太子为质入汉，以求和亲。王乌信以为真，回报朝廷。匈奴将遣太子入质，这是表示愿意臣服于汉的重大变化。武帝为慎重起见，复遣杨信出使，要求匈奴履行诺言，遣太子入汉，单于
断然予以拒绝。等到王乌再度出使，单于又许诺要亲至长安面见武帝，缔结和约。于是汉廷在长安修筑单于邸，结果再次受骗。不久，匈奴一贵人使汉，不幸在长安病死，汉廷遣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送葬至匈奴，赙赠数千金。乌维单于怀疑汉杀其贵使，于是扣留路充国，出奇兵袭击边塞，汉匈关系再次紧张起来。

  元封六年(前105年)，乌维单于去世，子乌师庐继位，因年少，号称“儿单子”。单于继位，汉廷却故意派出二个使者，一个祝贺单于继位，一个庆贺右贤王，企图离间右贤王与单于的关系。儿单于大怒，将二个汉使全部扣留。作为报复，汉廷也将相应数量的匈奴使者扣留。

  儿单于性情暴烈，喜好杀伐，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暗中派人与汉联系。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命因杼将军公孙敖在塞外筑受降城(位于今内蒙乌拉特中后旗东)，以便接应。第二年，武帝遣浞野将军赵破奴率二万骑兵出朔方，与左大都尉约定在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境内戈壁阿尔泰山中段)一带接应。不料左大都尉尚未起事就被发觉，儿单于诛杀左大都尉后，立即发匈奴左部兵八万多人迎击汉军。赵破奴慌忙退军，在距受降城仅四百里处被匈奴包围，赵破奴被俘，全军覆灭。这是漠北战后匈奴首次大胜汉军，儿单子乘胜攻击受降城，在边塞大肆杀掠之后退回漠北。第三年夏，儿单于病死，叔父句犁湖继立为单于。武帝为防备匈奴，遣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塞外筑城、鄣、列亭，西北至卢朐山(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阴山北麓)，史称“光禄塞”。句犁湖单于针锋相对，同年秋天即遣大军入侵定襄、云中等郡，杀掠吏民；右贤王也出兵侵入酒泉、张掖，掠掳数千人。此后，北部边塞战火重新点燃。

  太初四年(前101年)，句犁湖单于病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继立为单于。因其初立，恐怕汉军趁机袭击，于是将被扣留而又不肯降服的汉使路充国等人送归，以表示与汉和好，天汉元年(前100年)，汉武帝遣中郎将苏武、副中郎将张胜、属吏常惠等出使，送还以前被扣留的匈奴使者，并厚赠重金，以答谢单于释放汉使、与汉通好的善意。谁知苏武等至匈奴后，单于得知汉朝不会出兵攻击，恐畏之心顿去，倨傲故态复萌。苏武等人见此景情，大失所望，遂准备如期返回。然而在此时，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改变了苏武后半生的命运。

  就在苏武等抵达匈奴之时，匈奴人缑王与汉人虞常等人正在密谋反叛。缑王原是匈奴昆邪王的外甥，曾随昆邪王降汉；后随浞野将军赵破奴击匈奴，兵败后复归匈奴。这种反复无常的行径受到单于的鄙视，因此也没有得到重用，所以郁郁不乐，又思念归汉。虞常家人都在汉地，希望能在匈奴立一奇功，为家人求得封赏。二人一拍既和，密谋射杀匈奴重臣卫律，劫持单于母阏氏归汉。恰好副使张胜与虞常相识，所以虞常私下与张胜商议其事，得到了张胜的全力支持。就在单于外出狩猎之时，缑王与虞常七十余人密谋起事，其中一人临阵叛变，夜出告密，单于子弟发兵围捕，缑王战死，虞常被俘。单于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怒，命卫律审治其事。张胜见大事不妙，方将真情告诉苏武。苏武十分愤怒，痛斥张胜贪功误国，欲自杀殉职，被张胜、常惠等劝止。

  果然，虞常在刑讯之下，供认出张胜曾参与此事，并牵连到苏武。卫律于是召苏武受审，苏武对常惠等人说：“这次出使有辱使命，将来既使能够生还，还有什么面目重归汉朝!”说罢，毅然拔出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抱住苏武，夺下佩刀，驰召巫医救治。巫医凿地为坑，燃火于坑中，将苏武俯卧在坑上，用足踏其背部，将伤口中的淤血排出。这种半巫半医的方法，竟然将苏武从死亡的边缘上抢救回来，在昏迷半日后方才逐渐苏醒。单于钦佩苏武的气节，遣人朝夕问候，张胜则被收系下狱。

  苏武伤势逐渐好转，单于愈想迫使其归降。卫律在处死虞常后，宣布愿降者免死，张胜立即请求归降；然而不论是死亡的威胁还是富贵的引诱，苏武均不为所动。卫律无奈，将苏武投入一大窖之中，断绝饮食。苏武以冰雪与毡毛充饥，数日不死。单于见苏武始终不肯归降，遂将其远徙至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之处牧羊，并说只要公羊能够产子，就可释其归汉，企图以此迫使苏武就范。从此，苏武朝夕秉持汉节，饮冰茹雪，草木为食，顽强地生活在渺无人烟的北海之上。直至十九年后，即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匈奴与汉再议和亲。句犁湖单于之孙壶衍鞮单于为了表示与汉通好的诚意，将苏武、常惠等九人释放归汉。苏武壮年出使，经过十九年艰辛的牧羊生活，归汉时须发皆白。为了表彰苏武“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精神，宣帝甘露年间，作为十一名中兴名臣之一，他的画像被悬挂于麒麟阁之上，赢得了朝野臣民的衷心敬慕。

  就在苏武出使不归的第二年，汉匈关系急剧恶化，大规模战争再一次爆发。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骑都尉李陵统率汉军，分道出酒泉、居延击匈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曾同在朝廷为侍中，关系亲密的李陵与苏武将在大漠之上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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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李陵“横挑强胡”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陨。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一字一咽、悲痛欲绝的歌声，是李陵在送别苏武归汉的宴会上，起舞为苏武送行时所作的。歌中流露出的感情相当复杂：既有对故土的依依难舍的苦恋之情，诚挚地为朋友能够荣归朝廷而高兴；也有为自己坎坷的经历而悲伤，却又无颜再重返父母之邦的绝望之情。

  在汉匈战争史上，李陵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人物。他与苏武一样，都是著名抗匈将领的后代。苏武的父亲苏建是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早年从军，以校尉数随大将军卫青奋击匈奴，因战功卓著，被擢为将军，封平陵侯；而李陵的祖父则是威名远扬的“飞将军”李广。自从元狩四年李广被迫自杀之后，这一军人世家就时蹇运乖。李广死后的第二年，其堂弟、当朝丞相、乐安侯李蔡因盗取官地，下狱自杀。李广的三个儿子，长子当户、次子李椒都先李广而死，少子李敢曾以校尉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勇夺左贤王旗鼓，赐爵关内侯，代父职为郎中令。李敢因怨恨大将军卫青逼迫其父自杀，遂伺机将其击伤。卫青或许是对李广之死颇感内疚，所以将此事遮掩起来。但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却愤恨难消，遂趁与李敢伴随武帝在甘泉宫围猎之时将他射死。此时霍去病深得武帝宠爱，所以武帝极力掩盖事情真相，说李敢是在围猎时被鹿撞死的，一个朝廷高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李敢死后，李氏家族更加衰落。虽然李敢的儿子李禹得宠于卫太子，也颇有些勇力，但没有继承其祖父仗义疏财的优良品质，却是一个好利嗜财的匹夫。在当户的遗腹子李陵成人之后，这一家族才又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光荣。

  李陵步入仕途后，任侍中、建章监。由于家世的熏陶，李陵不仅擅长骑射，而且接人待物，谦让真诚，名誉远播。武帝认为李陵最有李广遗风，曾命他率八百骑过居延，深入匈奴之地二千多里查看地形。归来后拜为骑都尉，教酒泉、张掖的士卒学习骑射，防备匈奴侵扰。

  天汉二年(前99年)夏，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士卒出酒泉(治今甘肃酒泉)，迎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广利以损失二万多人的高昂代价，消灭右贤王一万多人。后被匈奴包围，几乎不能全身而退。

  在李广利尚未出师之前，武帝为了保障汉军后勤运输的安全，特地将李陵从边郡召回，在未央宫武台殿亲自召见，命令他为李广利护送辎重。李广利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弟弟(一说为兄长)，因征服大宛有功，被封为海西侯，宠幸正盛。但是，作为一名世代以军功晋身为荣的军人的后代，李陵鄙视援裙带而迁升的李广利，不愿意为他护送辎重，所以婉言推脱，自称所率领的戍边士卒都是“荆楚勇士”及“奇材剑客”，愿意自领一军单独出击，使匈奴无法集中兵力专攻李广利所率的汉军。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武帝立即察觉到李陵不愿意为李广利殿后，尽管有些不快，然而却非常欣赏其勇气，于是就对李陵说：“将军们从来就不愿意听命于他人! 可是如今大军尽发，已经没有骑兵可以归你指挥。”李陵立刻回答：“没有骑兵也行。臣愿意以少击多，率五千步兵横行匈奴之中!” 武帝答应了李陵的请求。

  就在李陵整军待发之时，武帝又下诏命强弩将军路博德率军接应李陵。路博德是一员沙场老将，早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就拜为伏波将军，独自统率大军征伐南越；而如今却要为一个后生小辈殿后，心中也是愤愤不平，于是上书说：“如今已近初秋时节，匈奴兵强马壮，不易攻打。臣愿意与李陵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击匈奴，可以大获全胜。”武帝阅书后大怒，怀疑李陵反悔，不敢率五千步兵击匈奴，所以指使路博德上书借故拖延。于是武帝颁诏，命令路博德出西河(治今内蒙准格尔旗西南)，与因杼将军公孙敖会师于涿邪山(又名涿涂山，今蒙古满达勒戈壁一带)；李陵则于九月发兵，出遮虏障(今内蒙额济纳旗东南)，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察看匈奴敌情，然后沿太初元年浞野侯赵破奴进军匈奴原路回受降城休整士卒。并命李陵将受命以来与路博德所说的话都如实上报。显然，武帝对李陵已有猜疑之心，所以才对一支仅五千人的部队下达如此细密的命令。李陵尚未出兵，就在朝廷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似乎预示着将有更大的风暴发生。

  李陵出兵之后进展顺利，很快抵达东浚稽山下扎营，将沿途所过山川地形绘成地图，命令麾下骑士陈步乐飞报朝廷。武帝极为重视李陵一军的活动，立即亲自召见。陈步乐虽是一名普通士卒，却生就一张巧嘴，将李陵出师以来的行动表述得清清楚楚。武帝听后大悦，陈步乐立即被任为郎官。群臣见武帝龙颜大开，也都举杯庆贺。然而就在此时，厄运已经降临到李陵的身上。

  陈步乐回朝之后，李陵大军突然被且鞮侯单于的三万大军包围，形势无比严峻。李陵此时正驻扎在两山之间，以大车环绕为营。李陵得知消息后，立即引兵出营，布阵迎敌。前列士卒紧握盾牌长戟，防止敌骑突袭；后排士卒手持弓弩，严密注视敌骑的动静。李陵命令全军闻鼓声奋进杀敌，鸣金立即停止追击。大战迫在眉睫，似乎连空气都紧张得凝固起来。且疑侯单于见汉军不过数千人，丝毫也没有放在心上，下令全军冲击汉阵。顷刻间，战马奔腾，胡笳刺耳，匈奴铁骑像狂风一般直向汉军阵地扑来。但是，匈奴的战马冲不破汉军用长戟组成的坚固防线，如蝗的箭矢又都被汉军的盾牌挡住，毫无遮掩的匈奴骑兵反而暴露在汉军弓箭手的面前。李陵一声令下，千弩俱发，前排匈奴骑兵纷纷落马，后面的骑兵赶紧调转马头，落荒而逃。汉军乘胜追击，又射杀数千人。

  然而汉军毕竟只有五千余人，在挫败匈奴的首次进攻后立刻南撤。单于望见被汉军步兵杀得七零八落的骑兵队伍，不仅又惊又怒，下令召集匈奴左右地兵八万多骑一同追击李陵。汉军且战且退，南行数日后，进入山谷之中；经过数日苦战，汉军死伤严重。李陵下令：受三处伤者可以乘车而行，二处伤者扶车而行，一处伤者继续作战。退出山谷后，汉军又消灭匈奴三千多追兵。这时汉军沿着龙城故道向东南方向退却，四五日后退入大泽(约位于东浚稽山正南)的芦苇丛中。匈奴追兵从上风处纵火焚烧，汉军则预先烧毁周围的芦苇以切断火路。等到汉军冲出大泽后，已经逐渐接近汉边塞附近的山区，又利用树木作掩护，射杀数千追兵。且鞮侯单于见李陵日夜兼程南撤，竟怀疑汉军在边塞伏有重兵，企图引诱匈奴近塞聚而歼之，于是与群臣商议，想停止追击。群臣都认为单于亲率十多万骑兵，竟然不能消灭数千汉军，以后岂不令汉军愈加轻视匈奴。如果在山区不能消灭汉军，再过四五十里就是平川，那时再停止追击不迟。

  实际上，这时汉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在李陵的激励之下，士卒前扑后继，浴血苦战，顽强抵抗，一日竟与匈奴交锋十余次，又射杀追兵二千多人。单于见屡屡受挫，又想撤兵。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汉军的军候管敢因受校尉的欺辱，投降匈奴，将汉军前无援兵，箭矢粮草将尽的底细全盘托出。单于大喜，命令急攻汉军。等到汉军撤至轩汗山(约位于居延泽正北方)口附近时，距离边塞不过一百多里，士卒尚有三千余人，但是箭矢射尽，兵器尽毁，遂将大车遗弃，取车幅作为兵器，进入狭谷之中，匈奴占据险要地段，投掷垒石，猛烈攻击，汉军死伤惨重，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入夜之后，星斗满天，李陵独自一人提刀出营，查看敌情，但见四周篝火熊熊，人影绰约。许久，李陵回营，对左右军吏感叹道：“只要再有几十支箭，就可以脱离险境，可是如今一支也没有了!天明之后，只能束手被擒。”于是李陵命令士卒每人带二升干粮、一片冰，分散突围，到遮虏障会合。夜半时分，李陵与校尉韩延年上马突围，仅有壮士数十人相随。匈奴数千人追击，韩延年阵亡。李陵眼见全军覆灭，长叹道：“再也无颜回报陛下!”于是投降了匈奴。残余部众分散突围，只有四百余人逃归汉塞。

  李陵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武帝最初期望李陵以身殉国，等到得知他投降匈奴后，异常震怒，召陈步乐痛斥。陈步乐惊恐万分，立刻自杀。最初，李陵捷报频传之时，群臣纷纷上奏祝贺；及李陵陷入困境之时，都缄口不言；最后李陵兵败投降，又都上书痛斥李陵。这种首鼠两端、见风使舵的恶劣风气，令与李陵并无深交，但为人正直，又书生气十足的太史令司马迁愤恨难已。所以，当武帝向他询问时，司马迁十分坦然地直言相答：李陵自九月出塞以来，率孤军深入匈奴二千余里，“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与且鞮侯单于十多万骑兵辗转苦斗三个多月，歼敌一万多人，士卒死伤如积，矢尽粮绝，救兵不至，既使全军覆灭，也为朝廷赢得了荣誉；李陵虽然投降，恐怕是另有图谋，以求将来能有机会报答陛下。这样一番旨在宽慰武帝的言语，却被武帝误解为似乎在讥讽贰师将军李广利用兵无能，特意为李陵开脱罪责。武帝一怒之下，又将司马迁下狱，处以残酷的腐刑。

  李陵兵败后的第二年，武帝后悔当时没有及时派出援兵，致使李陵全军覆灭，于是遣因杼将军公孙敖率兵出塞，准备迎回李陵。不料公孙敖无功而返，却向武帝报告说：据捕获的匈奴俘虏供认，李陵正在为匈奴训练士卒，以防备汉军。这一误传，再次激起武帝的怒气，下令将李陵全家抄斩。至此，这一陇西世代名将之家彻底败落。原来为匈奴训练士卒的是汉边塞都尉李绪，降匈奴后得到单于礼遇，位居李陵之上。李陵痛惜全家因李绪被诛，派人将其刺杀。但是，阖门老幼的惨死已经完全断绝了李陵的归路。单于钦佩李陵的勇壮，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立其为右校王。从此，李陵就生活于匈奴之中，直至二十余年后病死，再也未踏上中原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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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广利兵败郅居水


  征和三年(前90年)三月，和煦的春风轻轻拂过关中大地，位于京城正北的渭水桥旁，酒宴已经摆好，文武百官在丞相刘屈麾的率领下，准备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送行。然而，文武百官全然没有以往欢送大军出征时的那种热烈喜悦的气氛，在强作欢颜的背后是无法掩饰的焦虑恐惧的情绪，仿佛不是在明媚的春天为李广利饯行，倒像是在肃杀的冬季去领受临刑前的酒宴。

  是的，百官恐惧不安的情绪并不难理解。就在去年秋天，京城刚刚爆发一场空前惨烈的政治大地震。卫太子被诬陷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被迫发兵，与丞相刘屈麾指挥的军队在长安城中混战多日。太子兵败自杀，几万人战死，不知有多少贵戚权臣因受到牵连被族诛。至今巫蛊之事仍在继续追察，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然而，丞相刘屈麾与贰师将军李广利这对儿女亲家却似乎什么也没有察觉，仍然是谈兴正浓。卫太子死后，储君之位空悬，李广利暗自高兴，认为其姐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髀有望继承大统，自己将以国舅的身分执掌朝政，因此对刘屈麾说：“愿君侯(当时对列侯的一种尊称)早日请示皇帝立昌邑王为太子。如果昌邑王即位，君侯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刘屈麾大概是醇酒饮得太多，似乎忘记了私下商议皇位继承人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可能招致灭族的大祸，竟然一口允诺。李广利心满意足，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意气风发地统率着七万多人的大军，与御史大夫商丘成所率三万人、重合侯马通所率四万
人分道出五原、西河、酒泉，踏上了征伐匈奴的道路。

  自从元封五年(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故后，在武帝前期的汉匈战争中叱咤风云的一些著名将领大都谢世。就是在这种“名臣文武”欲尽的形势下，李广利应运而兴，成为武帝后期对匈奴作战中一位重要的将领。

  李广利是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县)人，出身于微贱的乐人之家，姐姐李夫人原是官府歌妓，生就一副倾城倾国的迷人姿色，得到了武帝的宠幸，从此李氏一家平步青云，成为一代新贵。在太初(前104年一前101年)年间，武帝发动征服大宛的战役，欲使宠姬李夫人之弟李广利能有立功封侯的机会，于是拜其为贰师将军(“贰师”为大宛城名，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马尔哈马特)。这个未曾经过一天军旅生活的人，就是这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将军，前后二次统率十多万大军征伐大宛，历时三年，以死伤数万人的巨大代价，终于征服了大宛，取汗血宝马而归。作为一名将领，李广利显然极不称职，既不具备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也无治军的经验。汉军真正战死在沙场上的很少，大部分是由于将帅的贪婪暴虐，在饥饿疾病的折磨下倒毙在漫长的征程之上。但是，武帝更注重的不是军事上的得失，而是大宛确实被征服这一事实，还是以“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为借口，封李广利为海西侯。不过，经过大宛之战后，李广利也逐渐积累了一些指挥大军作战的经验，在天汉二年与四年的二次与匈奴作战中，李广利指挥的汉军尽管损失依然惨重，但毕竟也消灭了相当数量的匈奴军队，取得了武帝的信任，在朝廷中的地位日渐重要。

  太始元年(前96年)，匈奴且鞮侯单于病死，长子狐鹿姑单于继位。征和二年(前91年)，匈奴侵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第二年春，匈奴又侵入五原、酒泉，杀害汉两都尉；李广利等就是在匈奴连续侵扰边郡的背景下统率大军出征的，这也是汉军在武帝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匈奴。

  汉军即将出征的消息传至匈奴后，狐鹿姑单于立即进行精心的布署，将妇孺老弱及牧畜财物远徙至郅居水(今蒙古色楞格河)之北，自己亲率精兵渡过姑且水(发源于今蒙古杭爱山东段以南)迎击汉军；左贤王也将其部众畜产远徙于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以北六七百里，隐避在兜衔山中，准备伺机出击。

  汉军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御史大夫商丘成率领三万人由西河出塞后，向西北方长驱直入，抵达涿邪径(约位于涿邪山与浚稽山之间)后，没有发现匈奴军队，于是开始沿原路回撤。这时，狐鹿姑单于派遣大将与汉降将李陵率三万多骑兵追击，在浚稽山一带追及汉军，立刻展开激战。汉军将士破阵却敌，边战边向正东方向转移，至蒲奴水(约位于浚稽山东北)时，两军已经转战九日。匈奴将领见损失严重，于是停止追击，汉军得以顺利撤回。重合侯马通率领四万多汉军由酒泉出发，西北行至天山时，单于派遣大将偃渠率二万多骑兵准备伺机袭击，但见到汉军兵强马壮，没敢与汉军交锋就悄然撤退。

  作为三路汉军中的主力部队，李广利率领七万多人的大军出五原后，最初一路进军顺利，很快进至夫羊句山狭(约位于今蒙古达兰扎达加德西北)一带。这里地势险要，便于伏兵袭击，单于派遣右左大都尉与卫律率五千多骑兵在此设伏，李广利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精于骑射的属国胡骑(由内附的少数民族组建的骑兵队伍)二千多人出击。匈奴设伏不成，反而死伤数百人，不敢再战，向北退却；而汉军则乘胜追击，一举攻占范夫人城(据说此城为一汉将所建，汉将阵亡后，其妻范氏率残余士卒力保此城不失，故命名为“范夫人城”)。初战告捷，李广利大为兴奋，一面在范夫人城休整部队，一面筹划下一个阶段的作战计划，决心深入匈奴，建功立勋，为其外甥昌邑王谋求太子之位再增加一些政治资本。然而，李广利并不知道就在此时，一个灭顶之灾已经降临到其家族身上。

  在李广利出兵后不久，他与丞相刘屈麾在告别时所说的话被宦官郭穰上报给武帝，并揭发说：“丞相夫人与李广利都在咒诅皇帝早死，好让昌邑王早日即位。”武帝勃然大怒，将刘屈麾与夫人下狱审问，李广利妻儿老少也被收捕入狱。六月，刘屈麾腰斩，夫人枭首。消息传到前敌，李广利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想立即回京，设法解救亲属，部属胡亚夫劝阻说：“夫人与家室都在狱中，将军如果现在回京，只能在狱中相见了。到了那时，就是再想投降匈奴也不可能。”李广利于是率领大军继续北上，意图再立大功为家属赎罪。

  当汉军抵达郅居水南岸时，匈奴又向北方转移，李广利命部将率二万骑兵渡过郅居水继续追击时，突然与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率领的二万多人相遇，激战一日后，匈奴大败，左大将被杀，士卒死伤累累。就在李广利即将夺取大胜之时，属下部将却发生叛乱。将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等人得知李广利亲属下狱后，对他匆忙北上的决定十分不满，认为李广利不顾大军的安危，只图自己立功赎罪，于是密谋绑架李广利，率军回朝。谁知消息泄露，李广利诛杀长史等人后，见军心不稳，只得率兵从郅居水南归。狐鹿姑单于得知消息后，亲率五万多骑士渡水紧迫不舍，汉军边战边撤，等到退至速邪乌燕然山时，损失已经相当惨重，而且又疲惫不堪，只得就地扎营休整。入夜之后，单于命令士卒挖数尺深的堑壕至汉军营前，突然发动猛攻；汉军猝不及防，军中一阵大乱，死伤不计其数。李广利见败局已定，走头无路，只得向匈奴投降，七万多人的汉军彻底覆灭。

  狐鹿姑单于早就闻知李广利这位皇亲国舅的大名，见李广利投降后大喜，将自己的女儿嫁与李广利，尊宠反而在卫律之上。然而，这种高级俘虏的生活没过多久，就在第二年秋天，卫律忌恨李广利得宠，遂利用单于母亲生病的时机，串通胡巫陷害李广利，单于因此杀李广利祭祀先祖。李广利临死前大骂：“我死后必灭匈奴。”说来也巧，当年秋天雨雪连绵，气候寒冷，牲畜冻死，疾病流行，庄稼不熟，单于十分恐惧，急忙为李广利立祠，以安抚那早已不知漂向何方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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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三世无犬吠之声，黎庶亡干戈之役

    一、“深陈既往之悔”——“轮台诏”

  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盛夏时节，长安城中酷热袭人，而位于长安西北三百余里，在甘泉山绿萌环绕之中的甘泉宫却是清风习习、凉爽宜人。甘泉宫原为秦朝的林光宫，建元年间(前140年一前135年)进行大规模扩建之后，武帝最喜欢在炎热的夏季来此避暑，处理政务。然而，武帝此时虽然身在甘泉宫，心情却很难像往日那样轻松平静，正面对摆在几案上的一份奏折，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这是一份由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名上呈的奏章，请示武帝批准往西域轮台地区(一作“仑头”，西域国名，今新疆轮台东南)派遣士卒屯田，置三校尉监护，召募内地百姓前往轮台垦荒，继续向西修筑亭障，既可以解决戍边所需的粮食问题，又可以威慑西域诸国，辅助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属于桑弘羊职权范围内的奏章，武帝却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不免使群臣感到有些诧异。的确，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武帝即位以来，素以处事果断而著称，无论是多么棘手的政事，经常是一言立决，决无犹豫寡断之事。而如今武帝已进入垂暮之年，似乎已经没有了往日那种执意进取的锐气，这在不少朝臣的心中留下几许哀伤的阴影，不免为大汉今后的命运而担忧。

  自从元光二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直至征和二年李广利兵败郅居水，武帝凭借文景时期几十年积蓄的巨额财富，调动数十万大军及无数民役，连续向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穷追猛击匈奴四十多年，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终于将匈奴的势力逐出漠南，彻底扭转了汉匈战争的局势。武帝在北境与匈奴激战的同时，又广开三边，拓土开疆，东征朝鲜，南伐两越、通西南夷，西击羌族，大小之战不计其数，军费支出更是骇人听闻。仅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后，对有功将士奖赏的黄金一次就高达五十多万斤，相当于当时汉政府全年的收入。除战争之外，武帝广修宫殿，大置苑囿，四处巡游，寻仙觅药，封禅祭祀等等，挥霍了无数的财富。为了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武帝采取了更改币制、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各种新财政措施以扩大政府收入，虽然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实际上所有沉重的负担最后只能转嫁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大量破产流亡，农民暴动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武帝重用酷吏，派“直指绣衣使者”分赴郡国，督促地方大员残酷镇压；又作“沈命法”，规定太守及属下官吏如不能发觉并及时镇压农民暴动者全部处死。郡国官吏害怕因镇压不力而被诛杀，都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致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如此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武帝并不是没有察觉。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武帝已经认识到要想稳定统治，光靠严厉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施以仁政，给百姓以喘息之机。但是，武帝最初并不准备在其有生之年改弦更张，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宽厚的卫太子的身上。武帝曾对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四夷侵陵中原，朕不更改制度，后世将无法可循；不出师征伐，天下将不得安宁；为此不得不劳扰百姓。后世之主要是沿袭朕之作为，难免重蹈亡秦之迹。太子敦厚好静，必然能安定天下，不使朕忧愁。若要是论遵守成法之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武帝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更改政策，对四边的用兵，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也没有显示出停止的迹象，就是在漠北大决战，匈奴远遁大漠之后，依然数次派遣大军远征，保持着凌烈的攻击势头。所以，当卫太子劝阻父亲不要继续用兵之时，武帝笑着回答：“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进入征和年间之后，年老多病的武帝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政策，“巫蛊之祸”的发生彻底打乱了他的布署。当时人们认为以巫术诅咒或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这种方法被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下狱处死。从此，全国陷入追查所谓巫蛊的恐怖浪潮之中，前后屠杀有数万人之多，连武帝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显贵人物也因为巫蛊被诛杀。次年，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卫太子有私怨，见武帝年老多病，唯恐太子即位后被杀，于是以治巫蛊为名在太子宫中掘木偶人。结果太子被迫发动兵变，诛杀江充，兵败后自经而死。等到事后武帝醒悟巫蛊之事纯系子虚乌有时，但太子已死，大祸铸成，悔恨晚矣。第三年，武帝晚年颇为信任的将领李广利统兵出征，兵败后投降匈奴，七万多人全军覆灭。这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汉军所遭受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对于连续经历巨大打击的武帝刺激之深，不难想见。

  在经过一系列这样重大的变故之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定亲自实行这一转变。征和四年春，武帝应群臣的请求，斥逐为他寻求仙药而糜费无数财富的方士，已经显示出即将实行重大转变的消息。恰好在六月，桑弘羊上奏请求在轮台屯田。虽然早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征服大宛后，班师途中顺道灭轮台，汉朝就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数百人垦田，修筑亭障，作为供应汉与西域使者给养及经营西域的基地。此次桑弘羊所请仅是增加在轮台屯田士卒的数量，继续扩大轮台原有屯田的规模，扩建亭障。尽管屯田与修建亭障所需士卒远不能与调集大军出征相比，但是武帝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还是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奏请，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

  武帝在诏中沉痛地自责多年来连续对匈奴用兵，“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指出远田轮台，修筑亭障，又将耗费巨资，扰害百姓，表示今后再也不忍听到这类建议。申明从今以后不再出兵征伐，严禁苛暴虐民，禁止擅征赋役，推祟本农，重修“马复令(一种优待民间养马者的法令)”，鼓励民间继续养马，只需保持必要的武备而已。同时，武帝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示思富养民的诚意；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轮台诏”的颁布很快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遍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初步得到缓解，对匈奴也不再复议出兵之事。三年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怀着平静的心情，安祥地告别了人世。在临终前二天，武帝立八岁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政。霍光是武帝爱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人谨慎，处事稳重，深得武帝信任。他没有辜负武帝的临终重托，精心辅佐年幼的昭帝，忠实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政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终于将已经濒于崩溃边缘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扬武帝晚年勇于改过，委派辅政大臣得人，所以才能使“有亡秦之失”的西汉王朝免于“亡秦之祸”。宣帝即位后，继续遵循武帝的遗训，宽徭薄赋，与民休息，迎来了被史家称为“宣帝中兴”的再度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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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匈奴内讧与重议和亲


  武帝“深陈既往之悔”的“轮台诏”，不仅对稳定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武帝时期长达四十多年的汉匈战争中，汉匈双方都蒙受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匈奴的损失更为惨重，在汉军连续多年的沉重打击之下，曾经纵横大漠之上的精锐甲骑损失严重，人口、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势力更加趋于衰弱。虽然在征和四年，狐鹿姑单于怀着降服李广利的喜悦之情遣使至汉，强硬地要求汉朝继续履行和亲故约，遣汉女出塞，广开关市，每年奉送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否则就以刀兵相见。对于匈奴这种无视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狂妄态度，武帝付之一笑，没有理睬。实际上，此时匈奴远遁于自然条件不及漠南优越的漠北地区，自顾尚且不暇，并无实力继续大规模侵略汉朝边塞。狐鹿姑单于见虚言恫吓没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汉廷复议和亲之事。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狐鹿姑单于没有来得及与汉商议和亲就重病缠身，临终前忧虑其子年幼，不能治国，遗言命其弟右谷蠡王为单于。单于去世后，颛渠阏氏(单于正妻)与卫律合谋更改单于遗命，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单于，即壶衍鞮单于。左贤王(狐鹿姑单于子)、右谷蠡王因不得立，心怀怨恨，于是率部众分归各自辖区，不肯再至龙城聚会。匈奴最高统治层因争夺单于之位公开发生分裂，开启了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大规模内讧，五单于争立的政治纷争。

  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母亲行为不正，族内又发生严重分裂，因此非常害怕汉军趁势攻击，于是在始元六年(前81年)，将被扣压在匈奴十九年的汉使苏武等人送归汉廷，试图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以表示和好的善意。尽管匈奴自单于以下各级贵族都有与汉和好的想法，但对于丧失阴山以南一大片水草丰润的土地毕竟是于心不甘，掠夺财富的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断绝，特别是武帝晚年宣布不再出兵远征之后，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于是匈奴骑兵又在汉朝边塞之外出现。元凤元年(前80年)，匈奴发左右二部二万骑兵，分为四队，企图并入边塞劫掠。不料在汉军的反击之下，损失九千多人马，瓯脱王被俘，不得已再次远离汉塞。第二年，壶衍鞮单于发兵九千骑屯守受降城，防备汉军远征；但同时又在余吾水上架桥，准备随时北撤。此后，匈奴虽然在张掖、五原等边郡发动一些较大规模的入侵，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时汉朝边塞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烽燧交通等防御系统已经相当完备，匈奴见南下已经不可能获利，于是就掉转马头，向昔日的同盟者乌孙杀去。

  在昭、宣之际，匈奴连续入侵乌孙。本始三年(前71年)，宣帝派遣十五万大军，分兵五路，与乌孙联合抗击匈奴。在汉与乌孙联军的打击之下，匈奴损失异常惨重，从此愈加衰落。第二年，壶衍鞮单于亲率数万骑报复乌孙，虽然略有掳获，但在班师的路上却遭到严寒的袭击，大雪一日竟深达丈余，人民、牲畜大批冻死，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就在匈奴极度衰弱之时，原先被匈奴征服的属部纷纷倒戈，北方的丁令、西方的乌孙、东方的乌桓趁机三面出击，匈奴又损失了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等牲畜不计其数。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又发生特大饥荒，人口牲畜损失十分之六。就在这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壶衍鞮单于去世，其弟虚闾权渠单于继位，苦苦撑持着困难重重的局面，暂时无力侵扰汉朝边境。

  神爵二年(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率十余万骑临近汉朝边塞狩猎，准备伺机入侵边境。宣帝得知消息后，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四万余骑屯守沿边诸郡，严加防备。单于见状不敢入侵，准备遣使者赴汉议和。使者尚未出发，单于突然病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集各地诸王前来商议单于继承问题。诸王尚未到达之时，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发动政变，拥立自己的情夫、乌维单于曾孙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性情暴虐的握衍朐鞮单于一朝大权在手，立刻大开杀戒，虚闾权渠单于时当权大臣刑未央等都被屠杀，子弟近亲都被免职，而以自己的子弟代之，重用拥立有功的都隆奇等人。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珊见继位无望，逃归匈奴左地其岳父乌禅幕处避难；其兄呼屠吾斯隐身于民间，以躲避杀身之祸。辖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原先就与握衍朐鞮有私怨，遂率数万骑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从此被迫退出西域。握衍朐鞮任命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诛杀先贤掸二弟作为报复。握衍朐鞮的残暴统治，致使匈奴内部更加动荡不安。神爵四年(前58年)夏，乌桓出兵攻击匈奴东边的姑夕王，掳掠了大批百姓、牲畜，握衍朐鞮大怒，姑夕王恐怕被杀，遂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发兵攻打单于庭(今蒙古乌兰巴托)，握衍朐鞮兵败自杀，其部众都归附呼韩邪。

  同年秋天，呼韩邪复归单于庭，立即着手恢复统治秩序，命左地贵人罢兵各归辖地；从民间寻回其兄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呼韩邪在单于的宝座上尚未坐稳，都隆奇与右贤王又拥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从匈奴右地发数万兵袭击单于庭，呼韩邪兵败，逃归左地。屠耆单于重占单于庭后，命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镇守单于庭，自己则率兵返回匈奴右地。

  屠耆单于的统治也是短命的，一场规模更大的内讧又降临到他的头上。第二年(即五凤元年，前57年)秋天，屠耆命令原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鞑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驻扎在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此时，西方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共同诬陷右贤王欲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盛怒之下，将右贤王父子一同杀掉，后来知道右贤王蒙冤而死，又诛杀唯犁当户。呼揭王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惧，于是举兵反叛，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鞑王也不甘寂寞，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加上原有的屠耆、呼韩邪二位单于，—共出现五位单于。五单于争立，将匈奴自握衍朐鞮单于当权以后出现的内讧局面推到了高潮，致使统治阶层内部及各部落之间的争斗愈加激烈。

  匈奴五单于争立的消息传到了汉廷之后，许多大臣都主张趁匈奴内乱之机，发兵攻击，一举消灭匈奴，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宣帝犹豫不决，征询御史大夫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坚决反对出兵，认为匈奴前单于多次遣使请求和亲，如今内部战乱，汉军如果趁机出兵，是不义之举。何况匈奴可以远避在漠北，也不可能一举被消灭；如果能遣使慰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匈奴必然对汉廷感恩戴德，慕义臣服。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拒绝出兵征伐，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汉匈战争的爆发。

  就在汉廷群臣在庙堂之上争论是否出兵之时，匈奴五单于正在战场上厮杀得难解难分。屠耆亲自率兵攻打车犁，命令都隆奇统兵攻打乌藉。二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车犁、乌藉二单于兵败，逃往西北，与呼揭合兵后还有四万多人。为了与屠耆对抗，乌藉、呼揭自动除去单于之号，共同辅佐车犁单于。屠耆闻知这一消息，命令左大将、都尉率四万骑屯守东方，防备呼韩邪袭击；自己率领四万骑向西北出击，攻打车犁。车犁再次兵败，继续向西北方向逃走。

  匈奴西北方面的战争方告一个段落，战火又在东方熊熊燃起。五凤二年(前56年)，呼韩邪单于趁屠耆远征车犁未归的时机，派遣其弟右谷蠡王偷袭屠耆在东方的屯兵，杀掠一万多人。屠耆得知后，怒火攻心，立刻率领六万多骑星夜东归，企图一举歼灭呼韩邪。屠耆并不知道呼韩邪早有防备，布署了四万多精锐的骑兵严阵以待。屠耆率领大军日夜奔驰近一千多里后，突然遭到呼韩邪大军的猛烈攻击。尽管屠耆在兵力占有优势，但经过与车犁多次恶战及长途奔波之后，士卒早已疲惫不堪；而呼韩邪却是以逸待劳，稳操胜卷。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屠耆一败涂地，自杀而死。车犁闻知呼韩邪战胜屠耆，除去单于之号，率部东归，向呼韩邪投降。至此，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告结束，呼韩邪再次统一了匈奴。

  呼韩邪虽然取得胜利，但处境仍是极其艰难。经过五单于争立的混战之后，匈奴数万人丧生，牲畜损失十之七八，人民饥饿，为了争夺食物而相互残杀。呼韩邪的部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乌厉温敦见匈奴大乱，遂率领数万部众投降汉朝，都被封为列侯。等到呼韩邪再次重归单于庭时，残余的部众仅有数万人，其势力衰弱到了极点。然而，就是这样窘迫的局面也没容许呼韩邪维持多久。在单于庭西边，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然而更使呼韩邪没有想到的，在单于庭东边，曾被他一手扶持登上左谷蠡王王位，后又晋升为左贤王的兄长呼屠吾斯竟然也同室操戈，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继五单于争立之后。匈奴又出现三单于鼎立的形势。

  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三单于鼎立的短暂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兼并战争再次在大漠之上爆发。闰振率先发兵东攻郅支，不料兵败被杀。随后，郅支率领得胜之师进攻单于庭，呼韩邪兵败，被迫再次放弃单于庭南撤。郅支占据单于庭后，与撤到漠南地区的呼韩邪遥相对峙，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二部。

  呼韩邪单于在短短的二年之中二次被逐出单于庭，部众牲畜损失殆尽，处境愈加困难，何况北有郅支，南有汉朝，不论受哪一方的攻击，都足以使他遭受灭顶之灾。此时的形势非常清楚：呼韩邪如果向郅支投降，无疑是自寻死路；若是主动称臣归附汉朝，不仅可以免除来至南方的威胁，得以集中力量对付郅支，而且还能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平定郅支，挽回败局，统一大漠。属下左伊秩訾王也劝呼韩邪称臣归附，遣子入侍，从汉求助，以定匈奴。

  但是，匈奴自冒顿单于统一大漠以来，至此时已经在塞北称雄一百五十多年。历代单于都自誉为“天之骄子”，号称“百蛮之长”，与汉天子分庭抗礼，以兄弟自居。虽然在汉初六十多年间，匈奴曾经与汉和亲，然而一直都是汉朝遣公主出塞，每年奉送大量财物，而匈奴连不侵掳汉朝边境的盟约都没有能够严格履行。即使是在武帝时期连续遭受巨大打击，势力大衰之后，虽然匈奴几位单于均表示出愿意重新与汉朝和好的意图，然而都坚持在故约的基础之上恢复和亲，决不肯臣服于汉。呼韩邪单于此时若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可能违背匈奴祖制与习俗，以藩臣自居，接受汉廷的命令。呼韩邪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故而召集群臣与氏族贵族商议，立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反对附汉的大臣认为：匈奴之俗，本来就是祟尚气力而鄙视服役，以马上征战立国，所以才能威震百蛮。战死疆场，才是匈奴壮士的本色。如今与兄长争夺权力，不在其兄，就在其弟，虽死犹有威名。汉朝虽强，也不可能兼并匈奴，为什么要扰乱古制，屈辱先单于，取笑于诸国? 即使附汉可以安定匈奴，还有什么脸面再为大漠南北各族之长! 以左伊秩訾王为首的赞成附汉的大臣则认为：形势的强弱本来就是变化不定的。如今汉朝强盛，西域乌孙诸国都匍匐臣服。自从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势力日益削弱，不能复兴，虽然表面上依旧倔强地与汉朝抗衡，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一天的安宁。如今附汉就能安宁生存，否则必然危险败亡！最终呼韩邪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领部众南下接近汉边塞，于甘露元年(前53年)春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为侍子入汉，同年冬又遣其弟左贤王朝汉。一年之内二次遣仅次于单于的权贵人物入汉，表示了呼韩邪迫切要求附汉的愿望。

  对于呼韩邪单于主动附汉的诚挚请求，宣帝立即表示欢迎。呼韩邪大喜过望，于是率部众于甘露二年冬抵达五原郡塞外，表示要奉族中珍宝，准备在明年春正月亲自入汉，朝见汉天子。从此，汉匈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以和亲取代战争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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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韩邪统一大漠与昭君出塞


  甘露三年(前51年)春正月初一，宣帝在未央宫正殿接受诸侯百官的朝贺之后，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御驾前往甘泉宫，准备在此接见一位来自北方的特殊客人——呼韩邪单于。

  自从去年十二月，五原郡将呼韩邪单于将于明年正月朝贺汉天子的消息飞报朝廷后，得到了宣帝与群臣的高度重视。匈奴单于亲自入汉朝见，请求归附，标志着汉匈在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冲突与战争之后，历来以“天之骄子”自居的匈奴单于终于在困境之中被迫低下了高傲的头，预示着汉匈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郅支单于尚占据漠北的情况下，汉朝接纳呼韩邪单于归附，可以在漠南扶持起一支亲汉的力量，以减缓郅支对边塞的骚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宣帝格外重视呼韩邪的朝见，命令群臣商议朝见时的礼仪，最后采纳了太子太傅萧望之的意见，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同时，派遣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前往五原塞迎接呼韩邪单于入京，并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郡直到长安，发沿途郡兵二千多人陈列护送，以示尊宠。

  呼韩邪单于到达甘泉宫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呼韩邪以客礼拜见宣帝，地位高置在诸侯王之上，称“臣”而不必唱名。宣帝颁予呼韩邪单于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表示汉朝中央政府以对臣下册封的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的最高首领，确定了匈奴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同时考虑到匈奴多年来统治大漠的事实以及“上气力而下服役”的民族心理，所以在印章的形式上与汉天子所用的玉玺相同，以表示与汉朝的臣属有所区别。此外，汉朝还赠给呼韩邪大量珍贵的礼物，如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矢、戟、车马、黄金、钱币、衣被、绵绣、杂帛、絮，等等。朝见礼毕后，宣帝命使者引导呼韩邪至长安，留居单于邸，热情款待一个多月。呼韩邪如愿以偿，临北归时，考虑到自己势力单薄，深恐不能抗御郅支单于的进犯，试图依靠汉朝的声威以自保，同时又可以向汉朝表示真诚的归附愿望，于是又请求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包头西北)下，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为汉保卫受降城。宣帝应允了呼韩邪的请求，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与韩昌将兵护送呼韩邪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并留于漠南护卫呼韩邪，助诛不服。汉朝又考虑到匈奴连年战乱饥荒，人民乏食，前后共调拨北边诸郡粮食三万四千多斛，以资助呼韩邪单于的部众。

  呼韩邪的附汉不仅摆脱了自身窘迫的困境，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局势，而且在匈奴原来的属国中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西域乌孙以及一些与匈奴相邻的诸国素来畏惧匈奴而轻视汉朝，但是自从呼韩邪归附汉朝之后，乌孙等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纷纷以尊汉为荣耀。

  大约在五凤四年与甘露元年左右，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单于兵败后率部众南下，误以为呼韩邪已经降汉，不可能再重返匈奴，于是率兵西下，意图平定匈奴右地。这时屠耆单于的小弟已经在右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得知郅支西征的消息后，率兵迎击，结果兵败被杀，其部众都被郅支兼并。郅支在平定了匈奴右地后，为了巩固在右地的统治，于是留居右地而未返回单于庭。在闻知呼韩邪单于因附汉而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后，郅支深恐自己受到呼韩邪与汉朝的联合攻击，所以特别重视呼韩邪与汉朝交往的动向。就在甘露元年呼韩邪遣子入汉为侍子的同时，郅支也不甘落后，亦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汉，以示与汉和好之意。对于郅支与呼韩邪竞相归附之争，汉朝最初并没有显示出厚此薄彼的倾向，而是一视同仁，采取兼容并纳的态度，依礼厚待双方的侍子。但是，郅支单于究竟是远在漠北，中间又有呼韩邪的阻挠，与汉朝的联系与沟通远不如在漠南的呼韩邪那样快捷便利；再者，郅支又自恃势力比呼韩邪强盛，所以附汉的愿望也不如呼韩邪那样诚恳急迫。虽然在甘露三年、四年，郅支单于二次遣使奉珍宝入汉朝献，但是汉朝因为呼韩邪单于的亲自入朝而逐渐疏远郅支，对于呼韩邪的使者则更为优待，开始冷落郅支的使者。呼韩邪对郅支与汉朝通好的动态也非常重视，为了巩固与汉朝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在黄龙元年(前49年)春正月，呼韩邪再次入汉朝见宣帝，受到了与初次入汉时的礼遇与赏赐。同年十二月，宣帝去世，元帝即位。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呼韩邪上书宣称民众饥困，请求汉廷援助，其中也不乏试探元帝即位后对他的态度的因素。元帝立即命令云中与五原郡输谷二万斛资助，以表示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显然，郅支与呼韩邪在争取汉朝的支持的竞争中，已经明显地败下阵来。

  郅支单于见到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并得到了朝廷出兵输谷的全力支持，自度既无法间离汉与呼韩邪的关系，又缺乏统一匈奴的实力，于是率部众从右地再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遣使至乌孙，企图劝诱母亲为匈奴人的小昆弥(乌孙王号)乌就屠叛汉。不料乌就屠不为所动，斩杀郅支来使，送首级于汉西域都护府处，同时发兵八千人迎击郅支，被郅支击败。郅支随后又北征乌揭(在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及我国新疆北端)、坚昆(在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征丁令(指当时活动于额尔齐斯河上游与巴尔咯什湖之间的的东部丁令)，兼并了三国之兵，在坚昆设立王庭，势力稍微得以恢复。此时，郅支单于距离汉朝更加遥远，愈加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而不援助自己，于是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并遣使赴汉，以朝贡为名，请求汉朝遣还其侍子。初元四年(前45年)，元帝应郅支的请求，遣卫司马谷吉等送还郅支单于的侍子。郅支见其子安全而归，再无后顾之忧，索性杀死汉使谷吉等人泄愤，从而与汉朝公开为敌。然而郅支的实力究竟有限，又听说呼韩邪日益强盛，深恐受到袭击，因此想再度西迁，远避汉朝与呼韩邪。恰好在此时康居王屡受乌孙的欺凌，想依靠匈奴的声威恫吓乌孙，于是遣使至坚昆，准备迎接郅支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由于害怕遭受攻击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郅支单于突然受到康居王的邀情，大喜过望，立即率部众西迁，途中又受到严寒的袭击，到达康居时部众仅剩三千多人。

  康居王素来尊敬郅支，所以在郅支抵达康居后，将女儿嫁与郅支；为了报答康居王的好意，郅支也将女儿嫁与康居王。郅支随即借兵于康居，数次出击乌孙，深入到乌孙都城赤谷城(位于今伊塞克湖西南的伊什提克)，杀掠人民，驱掠牲畜而去。乌孙慑于郅支的兵威，不敢出兵追击，乌孙西部千里之地空虚，无人再敢居住游牧。
郅支刚刚在康居立稳根基，狂傲残忍的性格立刻暴露无遗，肆意欺辱其恩主康居王，又屠杀康居王女、贵人及百姓数百人，支解尸体，投入都赖水(今塔拉斯河)，河水为赤!郅支又大肆征发康居百姓，在都赖水畔修筑郅支城，每天被迫服苦役者五百多人，历时二年方才完工。郅支又遣使者分赴大宛诸国，勒令纳贡财物，诸国都不敢抗拒。康居王眼见大权旁落，追恨莫及，深悔当日不该引狼入室，却又无可奈何，唯有忍气吞声地苦捱时光。

  就在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等，西迁康居后，汉廷见谷吉等一去不返，误以为在边塞被呼韩邪的部下所杀，因此严厉追查呼韩邪的来使。呼韩邪凭空蒙受不白之冤，不免心存疑惧。等到汉廷查清事实真相后，为了安抚呼韩邪单于，于永光元年(前43年)派遣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还呼韩邪侍子，以免其生疑。这时，呼韩邪在汉朝大力扶持之下，原气已经恢复，前来归附的部众日益繁盛，也有足够的兵力自卫，不需再畏惧郅支单于，加之塞下野兽射猎将尽，因此想北归单于庭。韩昌、张猛唯恐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于是与呼韩邪及大臣登山郑重盟誓：自今以后，汉匈和为一家，世世代代不得相诈相欺。敢于违背盟约者，受天不祥! 盟约之后，呼韩邪率领部众第三次重归单于庭，匈奴内部各部落纷争混战的局面逐渐地平定下来。

  再说郅支在康居的残暴统治，肆意欺凌乌孙、大宛诸国，不仅激起康居贵族与百姓的怨恨，而且也直接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但是，元帝一直忧虑距康居路途遥远，不愿耗费巨资出兵征伐，所以前后三次遣使至康居，请求郅支归还谷吉等人的尸体，同时劝说郅支重新归附。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郅支毫不容情地予以拒绝。事已至此。汉朝除了动用武力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的选择。建昭三年(前36年)，代理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这时，西域的形势很不稳定，已经牢固控制了康居的郅支单于又力图降服大宛、乌孙，并以三国为基地，重新恢复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陈汤面对这种形势，认为西域原来一直臣属于匈奴，对郅支也存有畏惧之心，如果不坚决地对郅支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数年，西域诸国将全面瓦解。甘延寿完全同意陈汤的见解，但是想奏请朝廷批准；而陈汤则认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大臣们不可能全面了解西域的局势，一旦不予批准，将坐失良机。于是二人矫制征发西域诸国兵及汉屯
田于车师的戊己校尉兵共四万多人，分兵二路，开始了远征康居的军事行动。

  联军的南路由三校尉率领，出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攻入康居南部；北路由甘延寿、陈汤亲自统率，由温宿(治今新疆乌什)横越天山，经乌孙赤谷城攻康居北部。北路联军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以西时，康居副王抱阗正奉郅支的命令，率千余骑在赤谷城以东掳掠，见联军西征，于是随后追击，企图袭击联军辎重。陈汤纵兵回击，大败抱阗，夺回被掠的人口牲畜交还乌孙。联军进入康居境内后，陈汤下令严禁掠夺，深得康居民心。康居的各部落首领早已痛恨郅支的残暴统治，纷纷投靠联军，把郅支的内部情况提供给联军，因此联军得以顺利地抵达郅支城。这时康居兵万余骑也归附联军，与联军将郅支城四面包围。此时，郅支困守孤城，身边仅剩下千余名士卒，进退无路，却又不肯束手就擒，只好将希望寄托于联军远来不能久攻之上。郅支城外城为木城，内城为土城，联军将士奋勇攻城，纵火焚毁木城，郅支也被射伤，躲入内城继续顽抗。内城很快也被攻破，郅支走头无路，最后被联军杀死，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多人都被斩首，残余部众均成为联军俘虏。郅支的首级送至长安，悬挂于槁街(专供异族人居住的街)上示众。此役是西汉年间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与汉朝敌对的匈奴残余势力被彻底从西域清除，为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扫清了障碍，也为其后汉匈和平相处六十余年奠定了基础。

  对于郅支之死，远在漠北单于庭的呼韩邪单于喜惧交加，反映是极为复杂的：喜者是郅支已死，自己最强悍的政敌在汉朝的打击下从此消失，匈奴自握衍朐鞮单于以来二十多年讧乱不息的局面彻底结束，大漠之上复归一统，匈奴各落部重新听命于单于庭；惧者是郅支败亡之后，匈奴唯一能够牵制汉朝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汉朝势力强盛而自己势单力薄，今后或不免因得罪汉朝而如同郅支一样灭亡。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呼韩邪只能继续归附汉朝，才能确保自己统治的安全。于是在建昭五年(前34年)，呼韩邪上书元帝，请求朝见，并解释说以前常愿朝见天子，只因郅支在西方，恐怕其前来袭击，因此不敢前来朝汉；今日郅支已伏诛，愿入朝拜见天子，庆贺胜利。

  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见。元帝礼遇赏赐如初，又加赐衣服、锦、帛、絮，均较黄龙元年入朝时多一倍。朝见期间，呼韩邪表示愿为汉室女婿，元帝遂将美丽端庄的后宫良家女王嫱(字昭君)赐与他为妻。呼韩邪单于大喜，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意为得昭君可使匈奴永得安宁。随后，呼韩邪又上书表示愿为汉保卫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边塞，请求汉朝撤罢戍守边塞的士卒，以休养汉族百姓。元帝命群臣商议，最后采纳议郎侯应的意见，本着“安不忘危”的精神，以“中原四周皆有关梁障塞，并非单为防御匈奴，同时也防止境内不法之徒出塞滋事”为由，婉言谢绝了呼韩邪的请求。元帝为了庆祝诛灭郅支的胜利及呼韩邪的来朝，汉匈再不以兵革相见，边境从此永远安宁，故改元为“竟宁”，以志纪念。

  建始二年(前31年)，匈奴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呼韩邪单于去世。临终前，呼韩邪欲立少子且莫车为单于，且莫车的母亲颛渠阏氏说：“匈奴讧乱十余年，不绝如缕，全赖汉廷的支持，方才转危为安。如今平定未久，人民深惧争斗再起；且莫车年少，百姓不附，不如立长子雕陶莫皋。”呼韩邪见颛渠阏氏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于是改立大阏氏(第二阏氏)子雕陶莫皋，即复株累若鞮单于。昭君出塞之后，与呼韩邪生有一子。呼韩邪死后，昭君又遵从成帝的诏命，按匈奴习俗改嫁复株累单于为妻，生有二女。在漠漠的塞北之上，昭君住穹庐，着皮裘，食肉饮酪，生儿育女，最后死于异乡它邦。一个纤弱的汉族姑娘，为汉匈和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昭君死后，其子女继续为汉匈和好而奔波。大约在宋代之前，一座“昭君墓”(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出现在漠南草原之上，据说此墓终年被青草覆盖，故以“青冢”命名。千百年来，“青冢”历经寒暑，青草茵茵，默默地向世人传诵着“昭君出塞”的故事。

  复株累单于继立后，遵循其父遗训，继续与汉和亲，其后历经搜谐若鞮单于(复株累弟且糜胥)、车牙若鞮单子(且糜胥弟且莫车)、乌珠留若鞮单于(车牙弟囊知牙斯)，直至王莽代汉，扰乱匈奴时止，一直与汉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汉匈两族人民平安相处六十多年。昔日战马奔腾嘶鸣的喧嚣的疆场，如今成为牛羊悠闲漫步的宁静的牧场。正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所说：“是时边城晏闭，牛羊布野，三世(指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无犬吠之声，黎庶(百姓)亡干戈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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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竟断匈奴臂，铁马驻天山


      一、张骞出使西域


  在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葱岭以东有一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这就是被西汉时人称为“西域”的地区。西域的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新疆。有时葱岭以西的一些地区也被包括在内。可是在西汉初年，中原地区的人们对西域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西望的视线被连绵千里的祁连山脉所阻断，只有上古时流传下来的一些美丽而又离奇的传说，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可以驰骋想象的空间。据说那里有黄河的源头昆仑，高耸万仞，是太阳与月亮交替休息的地方，上有仙人西王母的瑶池，周穆王曾经驾驭着骏马前去拜访。终于，汉匈战争的深入发展为揭开这片土地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建元初年，汉武帝从匈奴俘虏的口中获悉，在匈奴老上单于击败原来居住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后，曾用月氏王的头骨做成饮酒器，月氏被迫西迁，对匈奴人恨之入骨，常图东归报仇雪耻，只是苦于自己势单力薄，因此未能如愿。武帝非常重视这个情况，一个联络月氏，夹攻匈奴的战略意图在这位少年皇帝的头脑中形成了。但是，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手中，而且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也无人知晓，西域的情况更是不为人知。毫无疑问，出使月氏是一个充满了冒险与死亡的艰巨任务。武帝因此悬重赏召募使者，汉中成固(今陕西成固)人张骞以郎官毅然应征，从此踏上了通往西域漫长而又艰辛的历程。

  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率领一百多名随员从长安出发，刚刚由陇西进入河西地区，就被匈奴骑兵俘虏，押送至单于王庭(当时单于王庭在漠南，今内蒙呼和浩特附近)。军臣单于很欣赏张骞的冒险精神，想劝其归降，于是为他娶胡女为妻，迁往匈奴西部看押。张骞虽然身陷匈奴，但始终没有忘记使命，精心保留着汉节，在渡过十余年的半囚徒式的生活后，终于得到一次机会，与部分随员逃离匈奴，为执行使命继续西行。张骞等穿过车师(又作姑师，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附近的天山缺口，沿天山南麓西行，越过葱岭，进入大宛境内。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富饶，一直想与汉朝交往，所以见到张骞非常高兴。张骞说明来意后，请求大宛王派人送至月氏，并许诺回朝之后将厚赠财物酬谢。大宛王深信不疑，遣人将张骞送至康居，再由康居送至大月氏(即月氏)。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张骞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张骞虽然到达大月氏，但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月氏人被匈奴击败后，先迁徙至塞国(今伊犁河流域)，后又遭到受匈奴支持的乌孙人的进攻，再度西迁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在征服大夏后，月氏人于妫水(今阿姆河)北建立王庭并定居下来。妫水两岸土地肥沃，月氏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再也不想东归故乡寻匈奴报仇。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无法与大月氏人结盟，只得失望而归。鉴于出使时被俘的教训，张骞沿着塔里木盆地南边与柴达木盆地北边回朝，想避开匈奴，绕道从羌族地区而归，结果还是被匈奴人捕获。张骞被扣押一年之后，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内部因争夺单于之位发生争斗，才乘机与胡妻携子和随员堂甘父逃回长安。

  张骞建元三年出使，元朔三年(前126年)方才回朝，历经十三年漫长的时间，出使时的一百多人，只有他和堂甘父二人生还。堂甘父是匈奴人，擅长射猎，穷困时全靠他射取鸟兽充饥，方才渡过难关。张骞出使的直接政治目的虽然没有完成，但却带回了那个神秘世界的真实情况。张骞将亲身经过的中亚诸国，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及其旁传闻中的五六个大国和塔里木盆地南边诸国的地理、物产、风俗等详细地向武帝作了汇报。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引起武帝的浓厚兴趣，立即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堂甘父为奉使君。后来，张骞关于西域情况的汇报，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的最宝贵的资料。

  就在张骞出使后的第六年，汉军在马邑设伏，企图诱击匈奴，虽然谋泄未成，但却促使汉匈战争全面爆发。在他回国的前一年，汉军发动了“河南战役”，收复了河套地区。但是匈奴依然占据河西地区，控制着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往南又可与羌人联系，汉朝西北边境仍然受到来自匈奴右部的严重威胁。在听取了张骞的汇报之后，武帝更是急于沟通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进而控制西域，断绝匈奴的右臂。然而根据张骞出使西域的经验，从中原西行必须经过匈奴占据的河西地区，非常危险。此外还有一条通道，即由蜀地经身毒至大夏。原来张骞在大夏时，曾见过产于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非常惊奇，询问大夏人后方知是由大夏商人从其东南的身毒国(古印度的别称)贩运而来。因此，张骞估计身毒在大夏东南，又有蜀物，肯定距蜀地不远。所以，张骞向武帝建议另辟新径，打通从蜀地经身毒至西域的西南新通道(即从今日四川、贵州、云南经缅旬、印度至中亚)。张骞这一大胆的设想，又一次引起了好大喜功的武帝的赏识。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年)，武帝就曾耗费巨资经营西南地区，后因欲全力对付北方的匈奴，故而放弃了这一计划。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根据张骞的建议，遣使再次通西南夷，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终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阻断及道路艰险而未果。

  西南新道既然不通，武帝又回过头来集中精力打通河西走廊，于是在元狩二年发动了“河西战役”。骠骑将军霍去病一举击溃匈奴在河西地区的部队，迫使匈奴驻守河西地区的浑邪王杀休屠王后降汉，收复了河西地区，控制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在与匈奴夺取西域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初步、但又极其重要的胜利。元狩四年，著名的漠北大决战爆发。匈奴在连续失去河南、河西二个战略要地之后，又遭到卫青、霍去病二路大军的夹击，匈奴东部的左贤王与中部的伊稚斜单于均受到重创，逃往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匈奴在汉北部边境全线失败后，其势力开始转移到其右部，更加强化了对西域的控制。

  西域自从老上单于时隶属于匈奴，至元狩时已经六十余年。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十分暴虐，视各国如僮仆，在天山之北的焉耆(王治今新疆焉耆西南)、危须(王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王治今新疆库尔勒)间设置“僮仆都尉”，负责从诸国聚敛赋税，西域各国，尤其是与匈奴相邻的天山北麓诸国畏之如虎，不敢抗命。西域东北的蒲类本是一个大国，因其国王曾得罪匈奴，单于遂徙其壮民六千多人于匈奴右部阿恶地，号曰“阿恶国”，其老弱逃亡于山谷间，才得以保存国号，但从此一蹶不振。匈奴对西域各国的生杀予夺，由此可见一斑。如果汉朝不能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就无法避免匈奴从其右部卷土重来，边境战争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巩固。在这种形势下，争取西域遂成为汉匈战争的新焦点。

  大约在漠北之战结束前后，武帝数次向张骞询问大夏诸国的情况。张骞因始通西域及随大将军卫青出征有功，在元朔六年(前123年)被封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因延误战机当斩，赎为庶人。所以张骞见武帝垂询西域事宜，非常想再次立功复封，于是向武帝建议遣使联络西域北部强国乌孙，招其返归河西故地，同时遣公主出嫁，与乌孙结为昆弟，即可以断绝匈奴右臂，又可以招抚大夏诸国。武帝同意张骞的见解，派遣他再次出使西域。

  元狩四年，张骞被任命为中郎将，率领一支三百多人的庞大使团，其中设有多名副使，每人均备马二匹，携带牛羊万头，币帛等财物不可计数，浩浩荡荡地向西域进发。这时河西走廊已经掌握在汉朝的手中，张骞不必再担心匈奴轻骑的骚扰，经由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西行，顺利地抵达乌孙。然而此时乌孙正发生内乱，乌孙昆莫猎骄靡(昆莫是乌孙王号，又作昆弥；猎骄靡是名字)的次子与长孙因争夺太子之位而起兵相攻。昆莫年老，无力制止，只求自保。在这种形势下，乌孙当然无暇考虑与汉结盟的问题；况且乌孙邻近匈奴，服属已久，而对汉朝的情况却不甚清楚。虽然张骞一再宣扬大汉国威，厚赠财物，允诺以汉公主和亲，但是依然无法与乌孙缔结盟约。不过，乌孙见汉使气度非凡，礼物丰厚，推测汉朝应是一个大国，所以热情款待，并应允派专使赴汉致谢。张骞分遣副使等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后，于元鼎二年(前115年)与乌孙数十人返回长安。随后，张骞所遣副使也陆续与各国派遣的赴汉答谢的使者返回。从此之后，汉与西域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每年都有许多批汉朝使团或商队穿行西域各国之间，足迹遍及西域，甚至更远的地区，中原的丝织品等通过西域源源不断地输向西方，形成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张骞回长安后不久去世，但他在二次出使时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以及与各国交往时宽宏友善的诚恳态度，在西域各国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他死后，许多出使西域的汉使都自称“博望侯”，试图以此取得各国的信任。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决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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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征大宛与五夺车师

  自从张骞二通西域后，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渐密切，南北二道均已开通。大体上南道是出玉门关或阳关，至楼兰(都城楼兰，故址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南岸。昭帝时改国名为鄯善，迁都于罗布泊西南的抒泥城，即今新疆若羌)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与昆仑山北麓间通道西行；北路也是出玉门关或阳关，至楼兰后沿新疆中部天山南麓与塔里木盆地北缘之间的通道西行；南北二路在疏勒(王治今新疆喀什)会合，而后再逾葱岭至大宛、康居诸国。张骞“凿空”西域后，汉使与商旅们频繁地出现在南北二道之上，严重威胁到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匈奴当然不肯坐视。这时西域诸国尚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对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要冲的楼兰与车师的控制更为严密。随着汉使往来的日渐增多，楼兰、车师等当道诸国供应食物，应接不暇，何况还有许多不法之徒混迹于使团之中，私带官物，依仗大汉的声威，强买强卖，勒索财物，更是引起诸国的反感。因此，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唆使与支持下，阻断交通，劫杀汉使。如果不断然采取措施，西域的交通存在着被匈奴重新阻断的可能。因此，武帝决心以武力保卫西域道路的畅通。

  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派遣将军赵破奴率数万骑击楼兰、车师，曾经出使过楼兰的使者王恢奉命佐助赵破奴。王恢先率轻骑七百人突袭楼兰，俘获楼兰王；随后，赵破奴率数万兵击破车师。此役是汉军在西域进行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不仅保障了敦煌以西的交通安全，汉长城也延伸至玉门关；而且也向西域诸国显示了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动摇于匈奴与汉朝之间的西域诸国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楼兰王向汉朝称臣献贡，与匈奴的关系逐渐疏远。元封六年，乌孙遣使至汉，请求和亲。在这种形势下，匈奴怨恨乌孙、楼兰，而集中全力经营车师，并联合大宛等国，扣留或截杀大月氏、大夏等国与汉朝的使团及商队，骚扰阻断丝路西段的交通。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夺取汗血马，武帝因此发动二伐大宛的战役。

  大宛位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是西域南北二道会合后西行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以盛产汗血马而闻名。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听说大宛贰师城有善马，非常想获得大宛善马改良中原马种，于是命期门郎车令携千金及金马前往大宛交换。大宛距汉遥远，素来只敬畏匈奴，又自珍宝马，所以拒绝了汉使的请求。车令是一介武夫，被拒绝后怒气冲天，厉声辱骂，椎破金马后起程回国。大宛王毋寡与贵臣受辱后也大怒，于是勾结位于其东边的郁成王拦路截杀车令等人，尽掠财物而去。消息传到长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任命宠姬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属国骑六千人及各郡国不法少年数万人征伐大宛。

  李广利率西征军出玉门关后，必须穿越道路险恶的盐泽(今罗布泊地区)西行，在茫茫的沙漠戈壁之中无法找到足够的淡水供大军所用，不少士卒倒毙途中，等到走出盐泽，早已疲惫不堪。然而，更加沉重的打击尚在后面。西域北道的各国在匈奴的策动下，断绝对汉军的给养，并不断地袭击汉军。李广利率领汉军尚未抵达大宛，就被西域小国郁成击败，死伤惨重。李广利束手无策，只得率领残兵败将返回，退至近敦煌时，士卒仅剩十分之一二，于是上书请求罢兵。武帝大怒，决定将征伐大宛的战争继续下去，遣使至敦煌，于玉门关上宣布诏命：“有敢入玉门关者斩之!”李广利因此不敢入关，屯居在关外待命。这时，许多朝臣因浞野侯赵破奴击匈奴兵败投降，不希望汉军在二线同时作战，因此劝武帝罢征大宛兵，集中力量专攻匈奴。武帝则认为如果连小国大宛都不能攻克，大夏等国必然轻视大汉，截杀汉使之事将会愈演愈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武帝将主张罢兵的邓光等人治罪，赦免罪犯囚徒及不法少年，皆令从军出征，又调集郡国边骑等，共征发六万多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匹，负载粮食与武器的驴、橐驼(即骆驼)数万匹，由内地向敦煌转运粮食的民夫络绎于路，“天下骚动，皆为伐宛”。

  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此次出征兵众势盛，匈奴与西域诸国不敢截击，较为顺利地到达大宛贰师城。汉军将城重重包围，猛攻四十余日，终于将贰师外城攻破。大宛众贵人见形势危急，于是谋杀大宛王毋寡，被迫与汉军讲和，献善马三千匹，并约定以后每年贡献汗血马二匹。李广利终于以数万人死伤的惨重代价将大宛征服，结盟而返。武帝不惜倾注人力物力二伐大宛，夺取大宛善马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通过征服大宛，宣扬大汉的国威，抵消匈奴在西域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汉军西征时所经过的一些西域小国，震于汉军声威，都纷纷遣子入汉，称臣纳贡，转而依附汉朝。

  汉武帝在取得征服大宛的胜利之后，又与匈奴展开了对车师的争夺。车师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王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是中原通往西域的第二道门户(第一道指楼兰)，而且车师在楼兰之北，与匈奴相邻，早在汉初就臣服于匈奴。这种特定的地理位置，必然要成为汉匈反复争夺的焦点。自武帝从天汉二年(前99年)始夺车师以来，直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才最终领有车师。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中，围绕着车师，汉匈共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争夺战。

  虽然在元封三年，汉将赵破奴曾攻破车师，不过那时武帝还没有考虑占领车师的问题，所以汉军很快撤走，只能是一种尝试性的争夺。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决心占领车师，以保证北道的安全，于是命李广利、李陵等分出酒泉、居延北击匈奴，另遣匈奴降者开陵侯率楼兰国兵击车师。李广利被匈奴所围，几乎不能脱身；而李陵则兵败身降。匈奴右贤王在击退李广利后，率数万骑救车师，开陵侯见形势不利，引兵而还。在一夺车师中，以汉军的失败而告终。

  征和三年(前90年)，武帝遣李广利、商丘成、马通三将军分出五原、西河、酒泉北击匈奴。马通率部队将经过车师之北，武帝恐怕车师袭击汉军，又遣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围车师。此时匈奴自顾不暇，无法前往增援，车师王降服，臣属于汉。在二夺车师中，汉军征服了车师。

  车师是匈奴在西域的重要基地，自然不肯轻易拱手让出，特别是在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被汉使傅介子刺杀后，安归之弟尉屠耆被汉朝立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移都城于抒泥城(今新疆若羌)，南道的门户已经被汉朝牢固控制的情况下，车师对于匈奴就更为重要。元平元年(前74年)，匈奴派遣四千骑兵前往车师屯田，车师又倒向匈奴，出兵与匈奴共侵乌孙。本始三年(前71年)春，宣帝应乌孙昆弥翁归靡的请求，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等五将军，十五万骑，分道而出，北击匈奴；又命校尉常惠持节监护乌孙兵五万，从西方击匈奴。屯田于车师的匈奴骑兵得知汉五路大军齐出，乌孙兵即将西至，大惊失色，一哄而散。在三夺车师中，车师复通于汉。

  匈奴得知车师再次臣服于汉后大怒，命车师王遣太子军宿入匈奴作为人质，军宿不愿入质于匈奴，逃归其外祖父家焉耆，车师王于是改立乌贵为太子。乌贵继承王位后，与匈奴联姻，又倒向匈奴。地节二年(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率士卒屯田于渠犁，垦荒积谷，准备进攻车师。第二年秋收之后，郑吉与校尉司马熹发西域诸国兵万余人及屯田士卒一千五百人围攻车师，车师王乌贵请求归附。匈奴得知车师降汉，发兵攻击，但被郑吉与司马熹击退。郑吉留下少许士卒守护车师王，自率大军回渠犁田所。车师王唯恐匈奴复来被杀，弃国逃至乌孙，匈奴遂立车师王弟兜莫为王。兜莫不敢再居车师故地，于是率领残余部众迁徙至博格多山北麓，设王治于务涂谷(今新疆奇台西南，车师后国王治)；郑吉则发兵三百人于车师故地屯田，充实其地。在四夺车师中，车师分裂为前后二国(或称前后二部)。

  自从地节三年，郑吉派遣三百士卒在车师故地屯田之后，匈奴不甘心失去土地肥沃的车师故地，虚闾权渠单于与众大臣发誓要重新夺回车师，于是数发精锐骑兵袭击屯田于车师的汉军。围绕着车师，汉匈展开了最为激烈的争夺。元康元年(前65年)，匈奴遣左、右奥鞑王及左大将军击车师交河城，但未能攻下。就在车师纷争之时，位于南道的莎车(王治今新疆莎车)又挑起事端。原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徵杀死汉朝所立的莎车王、乌孙公主(即解忧公主)子万年，并杀汉使奚充国等人，扬言匈奴已攻陷车师，北道诸国皆属匈奴，发兵攻劫南道，与南道诸国歃盟叛汉，南道从鄯善以西皆不通。此时郑吉、司马熹正在北道与匈奴争夺车师，对南道莎车等国的叛乱则鞭长莫及。一时间南北二道俱乱，形势极为严峻。此时卫候冯奉世正护送大宛使者从南道归国，被阻于鄯善伊循城(今新疆若羌东北)，遂与副使严昌商议，矫制发西域诸国兵，果断西下平叛，攻陷莎车城(今新疆莎车)，莎车王自杀，诸国悉平，汉朝重新控制了南道。南道虽然平定，北道车师局势依旧紧张。元康二年五月，郑吉率渠犁田卒一千五百余人往救车师，结果被匈奴围于交河城。郑吉上书求救，请朝廷增派士卒援助。丞相魏相认为出兵车师道路遥远，耗费太大，建议暂罢车师屯田。宣帝采纳其议，命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兵解车师之围，迎郑吉及其士卒还渠犁，并尽迁车师国民，立原车师太子军宿为车师王，放弃车师故地予匈奴。后郑吉被任命为卫司马，专护鄯善以西的南道。在五夺车师中，车师重新被匈奴控制。

  匈奴虽然重新夺取车师，控制了北道，可是这一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神爵二年(前60年，一说为三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右贤王屠耆堂夺取单于之位，即握衍朐鞮单于，致使匈奴内部权力之争更加激化。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因与单于争权结怨，遂率其部众数万骑降汉，骑都尉郑吉发兵迎之。日逐王的辖区在匈奴右部的南缘，与西域连界，统领西域的僮仆都尉即由日逐王所派。日逐王先贤掸降汉后，僮仆都尉从此罢废，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彻底瓦解，汉军兵不血刃，重占车师。郑吉因发兵迎降日逐王，破车师，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与鄯善以西南道，故称为“都护”，设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西域都护(或作都护西域)之设自郑吉始，从此朝廷政令班行于西域。

  自从武帝初年张骞始通西域，至宣帝神爵年间，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七十多年，最终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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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与乌孙合击匈奴

  西汉时期，在天山北麓的伊犁河上游与伊塞克湖一带的绿洲之中，曾经活跃着一支既与匈奴结为盟友，又与汉朝和亲；因得到匈奴的支持而复国，后又与匈奴反目相攻的游牧民族——乌孙。

  如果不是汉匈战争的全面爆发，关于乌孙早期坎坷的迁徙历史，恐怕很难引起远在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关注；而游牧于天山脚下、河湖之畔的乌孙人也不知晓在她的东方还有一个强盛的汉朝。可是，随着武帝时期汉匈在西域的争夺日趋激烈，乌孙作为西域的一个强国，往日平静的游牧生活被纷至沓来的汉匈使者的马蹄之声所打破，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汉匈战争的巨大旋涡之中，成为汉朝与匈奴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建元三年，张骞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被匈奴人扣押十余年。在留居匈奴期间，张骞对于乌孙的早期历史有所了解。据《汉书?张骞传》的记载，约在西汉初期，乌孙人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与月氏人为邻。月氏后来攻夺乌孙之地，杀死乌孙王难兜靡，乌孙王族与百姓逃入匈奴避难。此时难兜靡的儿子昆莫(即猎骄靡)尚在襁褓之中，由傅父(保护与抚养人)布就翕侯(布就为名字，翕侯为官号)抱归匈奴。昆莫既壮，怨恨月氏人攻杀其父，遂向老上单于请求率其父旧部寻月氏人报仇雪恨。这时月氏人已被匈奴攻破西迁，驱逐游牧于伊犁河上游的塞人，占据其地。在老上单于的支持下，昆莫率乌孙人西攻月氏，迫使月氏再度西迁至今阿富汗北部。昆莫占据伊犁河上游之后，遂定居下来，建都于赤谷城，势力逐渐强盛。老上单于死后，昆莫趁机自立，不肯再臣服于匈奴。于是匈奴数次遣奇兵袭击乌孙，均被击败，以为昆莫有神灵相助，遂不再出兵攻击。经过昆莫多年的经营之后，乌孙俨然成为西域的一个强国。

  元狩四年，漠北大决战之后，匈奴远循于漠北，武帝采纳张骞的建议，准备招乌孙返回敦煌、祁连之间故地，与乌孙联合夹击匈奴，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然而乌孙在此地定居已久，不愿重返故地，而且此时又因立王位继承人间题发生讧乱，昆莫猎骄靡年老不能自主，所以仅遣使数十人随张骞入朝答谢，同时窥探汉朝的虚实。

  匈奴闻知乌孙遣使赴汉报聘后大怒，欲兴师问罪。乌孙昆莫恐怕遭受匈奴的袭击，再次遣使入朝，贡献名马，表示愿意娶汉公主为妻，与汉朝和亲。元封六年(前105年)，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厚赠奁资，远嫁乌孙。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同时又迎娶匈奴女为左夫人。细君至乌孙后别居一宫，不能经常与昆莫相会，而且语言又不通，因此忧伤思乡，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武帝闻而怜之，常遣使者携带礼物前往乌孙安抚。昆莫因年老，命其继承人长孙岑陬军须靡(岑陬是官号)娶细君为妻。细君不愿，上书求归。武帝为与乌孙共击匈奴，敕令细君遵从乌孙习俗改嫁岑陬，生一女儿。昆莫死后，岑陬继位。细君不久病死，武帝以楚王刘戊孙女解忧为公主，嫁与岑陬为妻。岑陬早卒，临终时忧虑自己与胡妇所生子泥靡年幼，遂传位于叔父之子翁归靡，约定翁归靡死后复传位于泥靡。翁归靡继位后，娶解忧公主为妻，生三男二女。

  武帝连续遣细君、解忧公主与乌孙昆莫和亲，意图断绝匈奴“右臂”，至昭帝时期已经发生了作用，乌孙与汉朝的关系逐渐密切。匈奴壶衍鞮单于见昔日的盟友竟然也倒向汉朝一边，对乌孙恨之入骨，不仅连续在汉朝北部边境制造事端，而且又与车师数次入侵乌孙，欲以武力威胁乌孙与汉朝断绝关系。解忧公主上书求救，就在汉公卿商议未决之时，昭帝病故，朝廷一时无暇出兵援助。匈奴见汉朝没有出兵，侵掠气焰更加嚣张，出动大兵攻取乌孙的车延、恶师地，掳掠百姓牲畜，遣使至乌孙强索解忧公主。宣帝即位后，解忧公主与翁归靡俱上书求救，恳请朝廷怜悯公主，出兵救助；表示乌孙愿出精兵五万，与汉军共攻匈奴。本始二年(前72年)秋，宣帝应乌孙之请，调集十五多万大军，发动了西汉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征。

  按照汉军的作战方针，祁连将军田广明将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将三万余骑出云中，蒲类将军赵充国将三万余骑出酒泉，虎牙将军田顺将三万余骑出五原；另遣校尉常惠使持节监护乌孙兵，与翁归靡率乌孙五万骑西击匈奴。本始三年春，汉五路大军出塞，北击匈奴。匈奴听说汉军即将大出的消息后，老幼奔走，驱赶牲畜远避于漠北。五将军出塞之后，远者二千余里，近者八百余里，均没有与匈奴主力部队相遇，斩首俘获自千余级至十余级不等。五月，五路汉军陆续返回塞内。五路汉军虽然没有取得显赫的战果，但在声势上震慑了匈奴，在东线牵制匈奴主力，为乌孙在西线的顺利出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常惠的监护下，昆弥翁归靡率乌孙五万骑兵从西方进入匈奴，袭击右谷蠡王的王庭，大获全胜，斩首俘获单于父辈及嫂、居次(匈奴公主)、名王(诸部王)、犁汀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多人，牲畜七十多万头。匈奴从此势力大衰，愈加怨恨乌孙。

  同年冬天，壶衍鞮单于亲率数万骑兵袭击乌孙，试图报仇，虽然掳掠乌孙一些老弱之民，但在还军的途中又遭受大雪严寒的袭击，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就在匈奴内外交困之际，丁令攻其北，乌桓攻其东，乌孙攻其西，匈奴三面受敌，又损失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不计其数，再加之连年饥荒，匈奴人口锐减，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属部纷纷瓦解，内部争权斗争也日益激化，迫使匈奴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汉和亲问题。

  乌孙在汉朝的全力支持下不仅平安渡过困境，而且又大败匈奴，掳获大批人口牲畜，昆弥翁归靡因此对汉廷感恩戴德，于元康二年(前64年)上书，表示愿立与解忧公主所生的长子元贵靡为继嗣，请汉再遣公主与元贵靡结亲，宣称将叛绝匈奴。宣帝应翁归靡之请，以解忧公主侄女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从百余人，居上林苑中学乌孙语。相夫远嫁之日，宣帝亲临平乐观送行，命长罗侯常惠护送至乌孙。相夫一行至敦煌时，翁归靡病死，乌孙贵族违背翁归靡与汉朝之约，遵从岑陬遗约，拥立泥靡为昆弥。这一突发事变，打乱了汉廷精心的布署，宣帝因此召回相夫。泥靡复娶解忧公主为妻，又生一子。甘露元年(前53年)，翁归靡胡妇所生子乌就屠起兵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因害怕汉朝兴师问罪，所以奉元贵靡为大昆弥，自己为小昆弥，汉廷复遣常惠率三校尉驻赤谷城，为二昆弥分划人民地界。从此乌孙昆弥一直有大小之分，大昆弥亲汉，小昆弥亲匈奴，二昆弥争斗不止。汉朝为调整二昆弥的关系，费尽了心机，谨慎地维系着与乌孙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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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超经营西域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沉睡多年的阳关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一行三十六位骑士，在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武将率领下穿关而过，迎着扑面而来的黄沙，踏着坚硬的沙砾，朝西方绝尘而去。为首的这位中年武将，就是以重新沟通西域而永垂青史的东汉名将——班超。

  班超，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身于一个著名的文人世家。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均是一代博学高才的史学家与文学家。署名班固的著名史书《汉书》，实际上是始创于班彪，集大成于班固，补璧于班昭，集三班之力而完成的。在父兄的熏陶下，班超从少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研汉史，对于匈奴、西域的历史尤感兴趣，思绪常常驰骋于大漠荒野之上，萦回于金戈铁马之中。永平五年(62年)，班固赴京城任职，班超与母亲随之迁居洛阳。在达官贵人聚居之地，为帮助职微俸薄的哥哥养家，班超终日忙忙碌碌，伏案抄写那些枯躁乏味的官府公文。终于有一日，班超再也按捺不住，愤然投笔于地，感叹道：“大丈夫即使没有别的志向，也应当效法傅介子、张骞，立功于绝域，万里取封侯，怎么能在笔砚之间消磨时光!”

  永平十六年春二月，奉车都尉窦固奉命出酒泉击北匈奴，班超毅然从军，被任命为假司马，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一年的西域生涯。在此次战役中，班超自将一支偏师，攻击伊吾城(今新疆哈密西)，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多有斩获。窦固非常欣赏班超的军事才能，于是命令他出使西域，从而揭开了东汉王朝重新经营西域的序幕。

  自从宣帝神爵年间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以来，在历任都护的治理之下，西域诸国大体上平安相处，渡过了六七十年的安定时期；匈奴自从呼韩邪单于归附朝廷后，北境也是一番太平景象。然而到了西汉末年，政治日益腐败，外戚王莽执政，朝廷对西域及匈奴的控制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元始二年(2年)，车师后王姑句与来去胡王唐兜因不满戊己校尉与都护的欺辱，率部众逃入匈奴，即是西域将发生动乱的信号。王莽不仅没有及时安抚诸国，反而遣使至匈奴强索二人，会集诸国国王，当众杀之，激起西域诸国的愤怒。王莽代汉建新后，任意“贬易王侯”，西域诸国愈加瓦解。始建国五年(13年)，焉耆(王治今新疆焉耆西南)率先起兵，攻杀都护但钦，继而又在各国支持下，大败继任都护李崇。李崇率残部退守龟兹(王治今新疆库车)，数年而死，西域从此断绝与中原的联系。其后西域诸国自相攻击，匈奴也乘机而入，役使西域诸国，莎车王贤也联系邻近诸国抗击匈奴。建武十四年(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贡献，俱言诸国苦于匈奴重敛，皆愿属汉，恳请复置都护。这是东汉时西域与中原的首次交往。光武帝刘秀因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无力西顾，因此拒绝所请。公元45年，车师后国等十八国皆遣侍子入汉，再次请求内属，光武帝厚礼遣回诸国侍子，但仍然拒派都护。三年之后，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南下附汉，北匈奴逐渐向西北迁徙，企图控制西域，作为侵扰中原的基地。至明帝永平时(58～75年)，北匈奴利用西域诸国的争斗，坐收渔利，最终完全控制了西域，数次胁迫西域诸国攻掠河西地区，以致河西一带城门昼夜皆闭。东汉政府为了保障西北地区的安全，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西域的问题。在公元73年窦固击北匈奴的战役中，汉军占领伊吾，并设置宜禾都尉，驻兵屯守。伊吾是北匈奴侵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咽喉要道，汉军控制了伊吾，从而揭开了汉匈再夺西域的序幕。班超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方略而出使西域的。

  班超重新经营西域是从距离匈奴较远，控制比较薄弱的南道诸国着手的。当时，位于南道东端的鄯善与中西部的于阗号称南道二大国，控制了鄯善与于阗，就可以稳定住南道诸国，乃至整个西域的形势。因此，班超一行首先到达中原通西域的必经之地鄯善。鄯善王广得知汉军新破北匈奴，慑于汉朝兵威，所以对班超等人热情款待。但是数日之后，鄯善王广的态度忽然怠慢起来。班超立刻察觉出这一变化，准确地判断出匈奴的使者已经到来，虽然鄯善王正动摇于汉匈之间，尚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但局势对于汉使已经非常不利。于是班超设法从鄯善侍者的口中探问出匈奴使者的住处，召集随从三十六人商议，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激励众人。于是在夜色掩护下，班超率众人奔赴三十多里外的匈奴使团的营地，顺风放火，鸣鼓大呼，匈奴人在睡梦之中被惊醒，顿时乱作一团，班超与众人守住营门，将逃出火海的三十余人杀死，其余近百人都被烧死。天明之后，鄯善王广得知消息，震恐惊愕不已，在班超宽慰劝说之下，终于同意归附，遣王子入汉为质。

  班超因降服鄯善有功，明帝下诏褒扬，擢升为司马，命其继续出使于阗。窦固欲多遣士卒以壮声势，班超婉言谢绝，仍率三十六名壮士沿南道行至于阗(王治今新疆和田东北)。此时于阗王广德因新破莎车，国势强盛，雄据南道，与匈奴关系密切，匈奴亦遣使者常驻于阗镇抚。因此，广德对班超等人的到来，态度甚为冷淡，并且听信神巫之语，强索班超的乘骑，准备杀马祭神。班超佯若应允，命神巫前来取马。神巫至后，被班超杀死，送首级于广德。广德大为惶恐，又慑于班超在鄯善攻杀匈奴使者的显赫声威，因此杀掉匈奴派来监视的使者，归附汉朝。班超善言宽慰广德，厚赠财物，留居于阗镇抚。

  南道诸国虽然归附，但北道诸国仍在匈奴的役属之下。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依恃匈奴的势力，称雄于北道，攻杀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位于南北二道西端的会合之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控制疏勒，西行之道依然不通。第二年春天(即永平十七年，74年)，班超率部下从于阗出发，由僻避小路进入疏勒境内，在距兜题所居的涅槃橐城九十余里处停下来，仅派田虑一人前去劝降。兜题见田虑孤身一人，毫无戒心，傲慢地拒绝归降。田虑乘其不备，突然将兜题捆绑起来，左右卫士惊惧逃散。田虑挟兜题纵身上马，飞奔出城。班超见兜题被俘，立即率部进城，召集疏勒群臣，宣布兜题罪状，立已故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早已深恨兜题，纷纷请求班超杀之。班超认为杀之无益，不如释放以示汉朝恩德，于是遣兜题回龟兹。

  就在班超招降疏勒，南道基本上被打通的同年冬天，汉军又在西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窦固、耿秉率军攻破北道的车师前、后国，重新控制北道的东端。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决定在西域重设都护和戊己二校尉，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兵于车师后国金满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兵于车师前国柳中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至此，中断六十多年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重新开通。匈奴失去西域，自然不肯甘心，永平十八年(75年)二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兵二万进攻车师。耿恭坚守金满城，以毒箭射退匈奴骑兵后，移屯于距水源较近的疏勒城(其地不详，应在车师后国境内)。同年七月，匈奴发兵攻疏勒城，又被耿恭设计击退。十一月，焉耆、龟兹在匈奴的支持下，攻陷都护府，杀死都护陈睦和汉军二千多人。此时柳中城也被匈奴围困，关宠上书求救，适逢明帝去世，朝廷议而不决，救兵久拖不至，柳中城也被匈奴攻陷。至此，汉朝在北道仅有耿恭坚守的最后一个据点。车师这时也叛汉，与匈奴共同围困疏勒城达数月之久，但始终不能攻克。章帝即位后，于建初元年(76年)春出兵击破车师，始解疏勒城之围，这时耿恭部下仅剩下二十六人。章帝在此役之后，不愿再用兵西域，于是罢除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刚刚恢复与中原联系的西域北道交通又告终断。
就在朝廷决定放弃西域的时候，班超与疏勒王忠正在奋力抗击来自北道的匈奴属国龟兹、姑墨的进攻，坚守槃橐城一年多。章帝考虑到西域都护已撤，班超孤掌难鸣，因此下诏征其回国。班超将奉旨回国，引起疏勒国内一片惊恐，都尉黎弁不忍见汉使离开后被龟兹吞灭，自杀而死。班超东归至于阗时，于阗的王侯竟抱住班超的马腿，坚决不肯放行。班超被西域诸国归汉的诚心所感动，也不愿意自己壮志未遂就中途而废，于是决定留在西域，并且立即拨转马头，返回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二城发生叛乱，投降龟兹，并与尉头国(位于疏勒东北)连兵。班超返回后，果断平叛，击破尉头，再定疏勒，并准备以此为基地，打通北道。

  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王治今新疆于田东北)四国兵一万多人，首先进攻位于疏勒东北的姑墨。此时姑墨役属于龟兹与匈奴，邻近疏勒，对其威胁最大。班超攻破姑墨重镇石城后，解除了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随后，班超上书陈述政见，表示不须耗费中原之力，“以夷狄制夷狄”，即利用西域人统一西域。章帝赞同班超的见解，于是任命徐幹为假司马，率一千士卒前往增援。就在徐幹尚未到达之时，南道莎车以为汉廷不可能出兵，班超孤悬域外，不是龟兹的对手，于是归降龟兹，并策动疏勒都尉番辰反叛。班超前后受敌，形势再度危急。恰在此时，徐幹率军赶到，与班超合力大破番辰，第三次平定疏勒。此后，班超上书朝廷，建议遣使联络乌孙，共击龟兹。建初八年(83年)，章帝批准班超的计划，任命班超为西域长史，徐幹为司马，另派卫候李邑护乌孙使者回国，以通汉朝善意。不料李邑刚行至于阗，听说龟兹进攻疏勒，吓得不敢西进，反而上书诋毁联络乌孙的计划不可实行，诬陷班超不以国事为重，拥爱妻，抱爱子，作威于西域，乐不思归。班超为避嫌疑，送妻子回国。章帝深知班超忠心为国，颁诏切责李邑，命其仍至疏勒受班超节制。班超为了顾全大局，遣李邑归朝。这场人为的风波虽然平息，但联合乌孙的计划也被迫搁置下来。

  元和元年(84年)，朝廷又派司马和恭等率八百人增援班超。在朝廷的支持下，班超决定征服莎车，确保南道的安全。班超调集疏勒与于阗兵从东西夹击莎车，然而战事进行极不顺利，莎车以重利引诱疏勒王忠反叛，班超另立疏勒王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征发疏勒未反之人攻忠。半年后，康居出精兵救忠。班超遣使以重金贿赂康居王姻亲月氏王，于是月氏王劝康居王罢兵，携忠回国。疏勒叛乱虽然被平定，但莎车却始终没有被攻克。三年之后，忠一面秘密与龟兹商议，企图借龟兹之力恢复王位；一面遣使回国，诈称欲降，以试探班超的态度。班超也将计就计，佯称允许其回国。等忠一回到疏勒，即被班超杀掉。此后，班超便完全控制了疏勒的局势，再无后顾之忧，遂于章和元年(87年)再次发动征服莎车的战役。班超调集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浩浩荡荡杀奔莎车；龟兹也集合北道温宿、姑墨、尉头诸国兵五万多人来救莎车。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于是班超与于阗王商议，故意宣扬汉军将西归疏勒，于阗兵将东归回国。龟兹王果然中计，自率一万多人赴莎车之西，准备拦击汉军；温宿王将八千骑赴莎车之东，准备阻击于阗兵。二军调动之后，班超突然对莎车兵营发动猛攻，莎车军大乱，五千多人被斩首，莎车被迫投降，龟兹诸国见大势已去，各自归国。班超降服莎车，威震西域，从此南道畅通无阻。永元元年(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铭功而还。第二年五月，窦宪遣副校尉阎磐击败北匈奴于伊吾，车师前后国归降汉朝，为班超统一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当班超准备趁汉军大败北匈奴之机再次打通北道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和帝永元二年(90年)，一向与汉朝关系和睦的大月氏王以班超曾拒绝其与汉朝通婚的请求为由，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逾葱岭攻班超。班超麾下将士十分惊慌，但班超却非常镇定，晓谕部下说：“月氏兵虽多，但逾越葱岭远道而来，粮食运输必然困难。只要我们储备充足的粮食，坚壁清野，不过十日，月氏大军必然因乏粮而失败。”果然不出班超所料，月氏大军气势汹汹而来，受阻于班超阵前，久攻不下，四处掳掠又无所得，派往龟兹求援的使者又被班超遣人截杀，月氏大军陷入粮尽的绝境。副王谢进退维谷，遣使向班超谢罪，请求网开一面，放其生还归国。班超趁机与月氏重修旧好，放月氏大军回国。为此月氏非常感激班超，年年遣使赴汉，与汉朝重新和好。

  班超击退大月氏的第二年(永元三年，91年)二月，窦宪遣耿夔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单于兵败，被迫开始西迁，班超最后统一西域的时机完全成熟。十月，北道龟兹、姑墨、温宿见匈奴势力已经退出西域，失去依赖，遂向班超投降。十二月，东汉政府决定恢复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为都护，设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其地不详，约位于新疆库车西南)；徐幹为长史，屯居疏勒。至此，西域仅有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因曾攻杀都护陈睦，害怕班超降罪，不敢归降外，其余诸国都被平定。永元六年(94年)秋，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多人，开始了统一西域的最后一战。班超率大军由北道东上，首先逼近尉犁国界。班超遣使告喻三国国王：都护前来是想镇抚三国，只要三国国王改过向善，遣王公大臣前来迎接，都护重赏后一定退兵。焉耆王于是遣左将北鞬支前来迎接班超，试探虚实。北鞬支名义上是北匈奴派往焉耆的侍子，实际上是匈奴的监军。班超一见北鞬支，便厉声斥责说：“你虽是匈奴的侍子，却掌握焉耆实权。焉耆王不肯前来，完全是你在作祟!”有人建议杀之，班超认为此人权重于王，杀之会惊动焉耆王，必然会拼死一搏，增加平定三国的困难，因此赠以重礼遣回。不久，焉耆王亲率王公来见班超，奉献珍宝，但内心并不真想归附，所以派人拆毁开都河上的唯一的一座苇桥，企图阻止班超大军进入焉耆。班超毅然率大军涉水而过，进抵距王城南河城(一作员渠城)二十余里处驻扎。焉耆王大惊，想弃城而逃。这时忽然又接到班超的来信，声称将厚赏诸国国王及大臣。焉耆王等信以为真，与尉犁王沉、北鞬支等三十余人赴宴，相国腹久等人害怕被杀，逃往山谷。众人坐定之后，班超突然变脸，喝令将焉耆王等人绑缚，押至陈睦被害处斩首，传送首级至京师报功，随即发兵攻掠焉耆王城，屠杀五千多人，俘获一万五千多人，牲畜三十多万头，更立曾为汉朝侍子的元孟为焉耆王，尉犁、危须也重立新王。至此，班超大功告成，西域五十余国重归汉朝。永元七年(95年)，班超因平定西域，被封为定远侯，后人称其为“班定远”，当年封侯于万里之外的壮志终于如愿以偿。

  永元十二年(100年)，班超经营西域已经二十多年，岁月的流逝，鞍马的劳顿，这位当年的壮汉，如今已是鬓发皆白，疾病缠身，思乡情切，因此上书朝廷，以“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恳切语言，请求和帝早日准其还乡。不料奏章虽上，三年杳无音信。妹妹班昭不得不再次上书，历陈其兄功绩及老病缠身之状，终于感动了和帝，下诏征班超回朝。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终于回到阔别三十一年的中土，一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

  “竟断匈奴臂，穹碑勒此间。星弧弯夜月，铁马驻天山。斩馘诛呼衍，全师入汉关。至今扪古碣，血渍土花斑。”这是清代诗人李銮宣至新疆巴里坤城时，寻见东汉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于此地大败北匈奴残部，诛杀呼衍王后刻石纪功的石碑，有感而作。虽然事过境迁，当年金戈喧嚣的疆场早已寂寞多时，唯有不语的石碑，默默地铭记着两汉将士们浴血天山南北，奋断匈奴右臂的业绩，长久地保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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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暂费而久逸，一劳而永宁


      一、王莽扰乱匈奴


  自从呼韩邪单于在宣、元年间归附汉朝之后，汉匈之间一直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呼韩邪死后，每位新单于继位，都要遣名王入朝贡献或遣子入侍，甚至亲自入朝。汉朝对匈奴入朝者也甚为优待，每次都指派专使至边塞迎接，护送至长安，依照旧例厚加赏赐。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正月，乌珠留单于率随从五百多人，与乌孙大昆弥伊秩靡同至长安朝贺正月。匈奴与乌孙的首领同时入朝，这在西汉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朝廷也引以为荣。然而，华宴易散，美景难再，随着哀帝的去世，元帝王皇后(即元后)临朝称制，其侄子王莽复任大司马，总搅朝纲，因议立平帝，晋封为安汉公，刘汉天下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王莽为了取代汉室，对汉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动，史称“托古改制”，汉匈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早在宣、元时期，汉曾与匈奴有三条约定：在中国境内，汉匈在各自居住的区域内自守；如有侵犯边塞之事，匈奴应及时向汉朝报告；若有投降者不得接受。这三条约定是汉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原则，基本上都得到了遵守。河平元年(前28年)，成帝拒绝接纳匈奴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的归降；建平元年(前6年)，乌珠留单于遣使上告汉使夏侯藩强索匈奴土地，哀帝则向单于表示歉意。这二起事件，汉匈都是按照三条约定妥善加以处理，所以得到了较为完满的解决。但到了元始二年(2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西域车师后王姑句因开通新道之事与汉戊己校尉徐普发生冲突，被徐普无理囚禁；来去胡王唐兜因屡受羌人袭击，求救于西域都护但钦，被但钦拒绝。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部众投降匈奴。乌珠留单于受降后，遣使至长安报告。王莽马上派遣中郎将韩隆等出使匈奴，以西域内属为由，责备单于不应受降。单于不愿意因此而影响与汉朝的关系，于是向使者谢罪，执二王交付使者，并请求朝廷赦免二人罪过。然而，王莽为了立威于西域及匈奴，拒绝了单于的请求，将二王缚至西域，召集西域诸国国王，当众斩首，借此恐吓诸国。二王叛降匈奴，起因完全是由于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处置失误，王莽又杀人立威，更是激起诸国的强烈不满。随后，王莽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遣使赴匈奴，重造四条约定：中原人逃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汉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同时废除故约，强迫匈奴遵守新约，为日后汉匈关系的发展投下了一道阴影。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经过多年经营之后终于代汉，建立新朝。为了树立新朝的威信，彻底消除汉朝在四周少数民族之间的深远影响，王莽派出大批五威将为使者，周游四边，宣扬新朝奉天代汉的符命，收缴汉朝颁行的印绶，更以新室的印绶，一律贬原“王”为“侯”。出使匈奴的五威将王骏等携印文为“新匈奴单于章”的新印至单于庭后，命乌珠留单于缴上汉朝故印，颁授新印。单于不知印文已改，准备交上故印。此时左姑夕侯苏在单于身旁，提醒单于察看新印后再交故印，单于却认为新朝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印文，坦然将故印上交，接受新印后没有察看印文，便命置酒款待使者。夜阑酒罢之后，王骏等人虽以欺诈手段骗取了故印，但心情却不平静，生怕单于察看新印后再出事端，为断绝祸根，一名随从将故印椎破。天明之后，单于果然遣人责问改动印文，将位于诸侯王之上的“匈奴单于玺”贬为与诸侯平行的“新匈奴单于章”一事，请求归还故印。王骏捧出已经破碎的故印，诡称天意如此，故印自碎。单于无可奈何，只好遣弟弟右贤王舆奉牛马随使者入朝，上书求另赐印绶，却被王莽一口回绝。

  平帝元始时，王莽曾命护乌桓使者遍告乌桓百姓，拒绝向匈奴交纳“皮布税”。乌桓最早役属于匈奴，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大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置护乌桓校尉监护，断绝其与匈奴的往来。此后，乌桓只是依照惯例，每年向匈奴交纳皮布税。但至平帝时，乌桓突然不再纳税，匈奴大怒，出兵掳掠乌桓妇女弱小一千多人，勒令乌桓以牲畜来赎。王莽曾命匈奴归还乌桓被掠人口，但匈奴一直拖延不遣。乌珠留单于早已对王莽强定四条约定，禁止乌桓纳税之事心怀不满，此时更被易印之事所激怒，因此，在王莽拒绝更换印绶后，遂以归还乌桓被掠之人为借口，遣右大且渠率万骑屯兵于朔方塞下，耀武扬威，伺机入侵，与新朝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就在北境剑拔弩张之时，西域又起风波。王莽妄贬诸国国王为“侯”，已激起诸国的普遍怨恨。始建国二年，贪名远著的甄丰被任命为右伯，将奉职于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得知这一消息，唯恐甄丰索求不已，于是密谋归降匈奴，不意走露消息，被都护但钦所杀，其兄狐兰支遂率部众投降匈奴。此时，乌珠留单于不再顾及四条约定，不仅纳降，而且出兵助狐兰支反攻车师。西域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等人见西域局势不稳，匈奴又将大举进攻，于是谋杀戊己校尉刀护，自称废汉大将军，尽胁戊己校尉麾下士卒及家眷逃入匈奴，被单于任命为乌贲都尉。面对动荡不安的形势，王莽更急于立威于匈奴，竟然改匈奴单于名为“降奴服于”；召募征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十二位将军，准备十道并出，远逐匈奴于丁令；又预分匈奴土地为十五份，立呼韩邪单于子孙十五人为单于。始建国三年，王莽为实施分匈奴为十五单于的计划，遣中郎将蔺苞等将兵万骑，携带大批珍宝至云中塞下，企图召诱呼韩邪单于诸子，乌珠留单于之弟、匈奴右犁汗王咸与其子登、助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译者诱骗入塞，咸被胁拜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厚加赏赐，送登、助二人至长安，实际上是扣作人质。王莽公然强立单于以扰乱匈奴，乌珠留单于大怒，遣兵攻入云中益寿塞(位于内蒙土默特旗)，大肆杀掠吏民。此后，单于又命令左右都尉、缘边诸王均率部入塞侵扰，大者万余人，中者千余人，小者数百人，杀掠掳夺吏民畜产，损失不计其数。王莽不顾将军严尤的谏劝，一意孤行，继续往北边调动部队，由全国各地征发民役，转输粮谷，百姓被迫放弃农耕，挽车者相望于道，天下骚动不安。部分将领士卒先至北境，因大军未曾集合完毕，不敢出击匈奴。更为荒唐的是，王莽如此大规模调集部队，只是为了向匈奴炫示武力，事先并没有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十二名将军又未指派主帅，所以各行其事，互不相辖，大军集屯于北境，只能是空耗粮谷，疲惫士卒。不仅没有恐吓倒匈奴，反而先扰乱了自己。北境自宣帝之后数世不闻烽火之警，人民繁盛，牛羊布野；自从王莽扰乱匈奴，熄灭几十年的烽火终于再度燃起，不过数年，北境的和平景象被破坏殆尽，百姓流离失所，白骨茫茫，覆盖原野。

  北境战事重起，不仅对沿边诸郡汉族百姓是一次巨大的浩劫，于匈奴民众无疑也是一场灾难。何况自呼韩邪单于归汉，昭君出塞后，在匈奴统治阶层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亲汉势力。始建国五年(13年)，乌珠留单于病死。此时匈奴当权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是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女婿，云与须卜当一直主张与中原和好，又与於粟置支侯咸相友善，于是拥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咸曾被王莽诱骗出塞，强拜为孝单于。随后，咸逃归单于庭，将被诱骗强拜之事都向哥哥乌珠留单于禀报。乌珠留为了羞辱咸，更封他为於粟置支侯，这在匈奴是一个贱官。咸之子助与登被胁至长安，助被拜为顺单于后不久病死，登继为顺单于。后因厌难将军陈钦在云中郡上奏，说侵扰边塞者是咸之子角。王莽大怒，于是将角的兄弟登斩首示众。不过，咸并不知道其子已死之事，继立为单于后，在须卜当、云的劝说下，决心与新朝和好，遂于元风元年(14年)七月遣人至塞下，声称欲见和亲侯王歙(王昭君的侄子)，试探新朝的态度。

  此时王莽的处境也极其艰难，新朝建立后实行的各项改制，基本上都陷于失败的境地，不仅没有与民更始维新，反而使本不稳定的社会更加动荡。不但中原骚乱，四境也不安宁：北境遭受匈奴侵扰；西域焉耆因邻近匈奴，率先反叛，攻杀都护但钦；西南句町王邯因怨恨被强贬为侯，被烊柯太尹(即太守)周钦诱杀，其弟承愤然起兵，攻掠郡县；东北乌桓人被强行征发击匈奴，妻子则被郡县扣为人质，后因乌桓兵逃亡，诸郡县尽杀人质，乌桓遂重新归属匈奴。而高句丽人亦不愿被征发攻打匈奴，纷纷逃亡出塞，杀死随后追击的辽西太守，王莽遂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并准备出兵讨伐。王莽正在内外交困之时，对于匈奴表示的和亲愿望自然喜出望外，急遣和亲侯王歙与其弟展德侯王飒出塞，厚赠重礼，恭贺单于继位；一面欺骗单于说其子登尚在，一面请求单于归还杀害刀护的陈良等人。单于关心其子的安全，遂将陈良等人缚还长安。而王莽这位蹩脚的政治家，除了将陈良等人在长安烧死泄愤外，再无良策进一步缓和与匈奴的关系。不久，单于得知其子登惨死的消息，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无辜的北境汉族百姓的身上，再次出兵大肆侵扰。

  天凤五年(18年)，乌累若鞮单于病死，弟左贤王舆继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新单于既立，王莽又故计重施，遣和亲侯王歙至塞下，诱骗云与须卜当及其子至塞下，胁迫至长安，强拜须卜当为“须卜单于”，欲发兵立之。单于舆得知消息，愤然发兵，在北境不断进行侵扰，新朝与匈奴的关系被破坏无遗。王莽也无意与匈奴缓和关系，于天凤六年(19年)大募天下丁男、死囚、吏民，名曰“猪突”、“稀勇”；又广募有所谓奇技可以攻匈奴者，封以高官；欲遣严尤、廉丹击匈奴，皆赐姓征氏，号曰“二征将军”。地皇二年(21年)，须卜当在长安病死，王莽以庶女嫁其子后安公耆，依然幻想出兵辅立耆为匈奴单于。不过此时各地义军蜂起，新朝政权摇摇欲坠，王莽犹如过江的泥菩萨，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其他! 二年之后，更始军兵临城下，长安大乱，王莽被杀于未央宫渐台，云与耆也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后，刘秀定都洛阳，重建汉室天下，汉匈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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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北匈奴对峙

  更始二年(24年)冬，更始帝刘玄为了弥合被王莽彻底破坏的汉匈关系，遣中郎将归德侯王飒与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予单于汉旧制印玺及王侯以下印绶，送还当年随须卜当、云至长安的亲属、贵人及随从中的幸存者，希望与匈奴重修往日的友好关系。然而，趁着新莽年间兵连祸结之机，重新控制西域，势力再次转盛的匈奴单于舆十分狂傲，声称：“匈奴与汉本是兄弟，只因匈奴内乱，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称臣尊汉。如今汉朝也大乱，被王莽篡夺了皇位，匈奴出兵击之，引起天下骚动，人心向汉。王莽败亡与汉室重兴，是匈奴有功于汉，汉理应尊我。”单于舆骄横的态度，显示出匈奴内部与汉敌对的强硬势力的重新抬头，致使更始政权试图与匈奴重新和好的努力归于失败。

  建武初年，汉匈关系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单于舆反而趁着东汉政权初建未稳，经济凋敝，人口锐咸，百废待兴之时，联合北边的割据势力以及乌桓和新兴的鲜卑族，大规模侵扰北境。当时在北边的割据势力中，受到匈奴支持，不断骚扰中原的主要有彭宠、卢芳、张哗、李兴等人，其中以彭宠与卢芳势力最强，对北境的危害也最大。彭宠原本是更始帝刘玄的部将，后归附刘秀，屡立战功，封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因与幽州牧朱浮不和，起兵反叛，占据右北平及上谷数县后，与匈奴兵联合，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但在建武五年(29年)，彭宠被其苍头(奴仆)子密等人所杀，匈奴利用其侵扰东北诸郡的企图随之破灭。彭宠虽死，但卢芳仍旧与匈奴联合侵扰，北境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卢芳是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东)人，新莽末年起兵反莽。东汉初年，被三水豪杰拥为西平王，遣使与匈奴、羌人联络，被单于舆立为“汉帝”，在匈奴的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不断与匈奴及乌桓联合出兵侵略北边。建武六年，光武帝见卢芳与匈奴侵扰不息，遣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以通旧好。匈奴虽然遣使回报，但单于舆以冒顿自比，态度倨傲，与卢芳联合侵扰北边如故。建武九年，光武帝因遣使修好无效，派大司马吴汉等率五万余人击卢芳，匈奴出动骑兵增援，汉军因作战不利退兵。此后，汉军虽连年在北境防御作战，但功效不著，依然无法遏制卢芳与匈奴日益猖獗的侵扰势头。虽然后来卢芳势穷投降，被光武帝封为代王，匈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入侵。当时辽东、渔阳、上谷、中山、代郡、上党、天水、扶风(治长安，今陕西西安)等郡国(大体相当于今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一带)，都曾饱受匈奴的侵扰杀掠之苦，连年不得安息。因无法阻挡匈奴的入侵，东汉政府曾于建武十五年(39年)徙雁门、代郡、上谷边民六万多人至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常山关(今河北涞源南)以东，以躲避匈奴。左部匈奴甚至进入塞内居住，朝廷深为忧患，只得增兵防范，但收效甚微。

  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内部发生重大变化，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匈奴与汉朝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

  早在呼韩邪单于北迁单于庭之后，在漠南地区就形成了一个以八部大人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后归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汉书》作伊屠智牙师)统率。知牙师是王昭君与呼韩邪之子，单于舆之弟，后晋升为左贤王。依单于继承惯例，知牙师当继舆为单于。东汉初年，单于舆与汉朝为敌，不愿意单于之位落入与汉有较深渊源的知牙师之手，欲传位于子，因此杀知牙师，立子为左贤王，漠南八部大人及乌桓均归右奥鞬日逐王比统辖。比见单于舆冤杀知牙师，口出怨言：“单于继位，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指知牙师)当立；以子言之，我乃前单于(指乌珠留单于)长子，当立。”比心怀怨恨，同时惧怕被杀，因此很少参加龙庭会议。单于舆也察觉比有异志，于是遣两骨都侯至漠南，监护比所部兵。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继立，不久亦死，弟左贤王蒲奴继位。其时匈奴因连年旱蝗成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饥疫流行，人民牲畜大批死亡。蒲奴单于害怕汉乘其疲敝之时袭击，于是遣使至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请求和亲，试图缓和与汉的紧张关系，光武帝也遣中郎将李茂回报。乌桓见匈奴势衰，不愿再依服匈奴，于是出兵攻击匈奴，蒲奴单于不敌，率部众向北迁徙，对漠南实际上失去了控制。统率漠南的右奥鞬日逐王比见继单于之位无望，愈益愤恨，于是在建武二十三年(47年)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至西河太守处请求内附。监护比部兵的两骨都侯发觉比有异志，遂于赴五月龙庭大会时密报单于，建议诛比。不意消息走露，比集合八部四五万人自卫，蒲奴单于发万骑攻之，见比兵力强盛，不敢进兵而还，双方关系彻底决裂。

  建武二十四年(48年)正月，漠南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比祖父呼韩邪单于附汉得安，故而沿袭其号，以示与汉和好之意。比亲至五原塞外，表示要“永为蕃蔽，捍御北虏(指北匈奴)。”自东汉初年以来，匈奴连年入侵，朝廷穷于应付，耗费甚巨；而今匈奴分裂，南匈奴自愿为汉保卫边塞，于汉无疑是有利之举。当时朝内一些大臣不相信南匈奴附汉的诚意，坚持利用匈奴分裂之机出兵攻灭匈奴，光武帝为安境息民，决不允许挑起战端，于是采纳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应允了南匈奴通好的请求，从而确定下扶持南匈奴，抗击北匈奴的基本策略。事后汉匈关系的发展进程，证明了光武帝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同年冬十月，在东汉政府的支持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即醢落尸逐鞮单于。从此，匈奴正式分为南北二部。由于南单于归附汉朝，北境再无侵扰之患；位于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过去常追随匈奴入塞侵扰，见南匈奴附汉后，也遣使至洛阳朝贡，北境愈加平静。第二年春正月，南单于比为了扩展势力，同时也为争取朝廷更有力的支持，遣其弟左贤王莫率兵攻击北匈奴，大获全胜，俘掳万余人，马七千多匹。北单于蒲奴为避南匈奴兵锋，退却近千里。三月，南单于遣使至洛阳，请求朝廷派使者监护，愿遣侍子入朝，复修呼韩邪单于故约。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光武帝遣中郎将段彬等使南匈奴，于五原(治今内蒙包头西)西部塞设南单于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护卫南单于。同年秋天，南单于比遣子入侍，光武帝依诸侯王之制，授南单于比黄金质玺绶，另赐衣裳、冠带、车马、黄金、锦绣、缯布等财物珍宝，又从河东郡转输粮食二万五千多斛，牛羊三万六千多头赈济南匈奴部众。不久，因南单于与北匈奴交战不利，光武帝命将南单于庭徙至西河郡美稷(今内蒙准格尔西北)，设置官府，命中郎将段彬等驻居西河郡，由西河长史率二千骑兵、弛刑(被赦免的囚徒)五百人，协助段彬等护卫南单于。随着北境战事的停止，东汉政府将以前因战乱内徙的边民迁回故地；同时，为了使南匈奴担负起护卫北境的任务，光武帝允许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等八郡由南匈奴部众放牧居住，南匈奴诸部王也率领其部众协助诸郡县戍守，侦察北匈奴动静。嗣后，东汉政府几乎每年都要给予南匈奴巨大的财政支持。据袁宏《后汉纪?和帝纪》记载，用于南匈奴的费用每年竟高达钱一亿九千万之巨。

  在东汉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南单于的统治趋于稳定，势力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北单于十分惶恐，归还了一些以往被掠的汉民，以通善意；发兵击南匈奴时，骑兵每经过汉边塞亭障，总是声称是追击亡虏右奥鞬日逐王(指南单于比)，决非敢侵犯汉民。确实，此时在漠北的北匈奴处境十分困难，南匈奴的自立不仅使其丧失了漠南一大片水草丰润的土地，经济上陷入窘境，势力大衰，而且还时常受到北面丁令、东面乌桓、鲜卑、南面南匈奴的夹击，迫使北匈奴的势力逐渐向西部转移，以加强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为了摆脱困境，北匈奴于建武二十七年(51年)首次遣使至武威郡请求和亲。光武帝命群臣廷议，一时争论不休，皇太子(即明帝刘庄)认为南匈奴新附，如接纳北匈奴，恐南匈奴生疑，反生事端。光武帝采纳太子之议，命令武威太守拒绝其使。其后，建武二十八年、三十一年，北匈奴二次遣使入朝贡献，复请和亲，要求与汉互市。光武帝考虑到与南匈奴的友好关系，只是颇加赏赐，善言回报，不遣使者，拒议和亲与互市之事。

  明帝即位之后，北匈奴因和亲与互市不成，发兵攻掠边塞，均被南匈奴与汉军击退。永平七年(64年)，北匈奴似乎对和亲之事已经绝望，所以遣使入汉后，仅请求与汉互市。明帝不希望因拒绝互市而重起边衅，于是遣使回报，允许互市交易。互市虽然对匈奴与汉民均有益处，但汉与北匈奴通使，引起了南匈奴上层一些人的猜疑，须卜骨都侯等人准备借机叛乱，于是暗中与北匈奴联络，请求北匈奴出兵援助。这一图谋被朝廷及时发觉，于是在永平八年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兵屯于南单于庭西北的曼柏(今内蒙东胜东北)，又调骑都尉秦彭将兵屯南单于庭，以防须卜骨都侯的叛众与北匈奴交通。同年秋天，北匈奴果然发兵二千骑，携带马革船，准备从朔方渡过黄河迎须卜骨都侯的叛众，因见汉军防范严密，无隙可乘，失望而归。迎叛不成，北匈奴单于蒲奴恼羞成怒，屡次发兵大肆攻掠诸边郡，焚烧城邑，杀掠吏民，河西郡县城门连白天也得紧闭设防。

  北匈奴不断侵扰边郡，终于迫使明帝下决心进行反击。永平十五年(72年)，奉车都尉窦固等将兵出屯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预示着与北匈奴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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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后一战——金微山之战

  在两汉之际的汉匈冲突中，匈奴铁骑频繁地出没于汉北境之上，几乎整个北境都受到程度不同的骚扰，西域也重入匈奴的彀中。然而，汉匈传统的战场——河西地区却保持着安宁的局势，这与割据河西，据境自保，被当地豪强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的窦融有直接的关系。匈奴曾试图重占河西地区，均被窦融击退，此后不敢再染指河西。建武五年(29年)，窦融归顺光武帝，被任为凉州牧，继续镇守河西，后虽奉调入朝，但河西大局已定，匈奴无隙可乘，光武帝得以集中兵力在北境抗御南侵之敌，无西顾之忧。但在公元48年之后，随匈奴的南北分裂，汉匈战争的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北匈奴南侵的路线被亲汉的南匈奴所阻断，其东北部又受到乌桓、鲜卑的压迫，被迫向匈奴右部转移，企图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继续与汉为敌。在这种形势下，西域与河西地区所在的凉州及并州西部就成为汉匈交锋的主战场。或许是因为窦氏久在河西地区的缘故，东汉时二位与北匈奴作战的有名将领窦固、窦宪，都出于这个威名显赫的家族。

  永平十五年，明帝决心出击北匈奴，遂命显亲侯窦固等大臣议击北匈奴事。谒者仆射耿秉认为，武帝时占据河西，分离羌、胡，西域内属，最终迫使匈奴归附。当前汉匈形势与武帝时期颇为相似，北匈奴之所以猖獗，是由于重占西域的缘故。因此，耿秉建议汉军先出击白山(天山山脉东端)，攻占伊吾，击破车师，重新经营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然后可战胜北匈奴。明帝完全同意耿秉的见解，因窦固曾随伯父窦融在河西，明习边事，所以任命窦固为奉车都尉，骑都尉耿忠为副将；耿秉为驸马都尉，骑都尉秦彭为副将，率兵屯于凉州。

  永平十六年春二月，汉发兵数万人，分兵四路，同出塞击北匈奴。窦固与耿忠出酒泉塞，与北匈奴呼衍王战于天山，斩首千余级，追击至蒲类海，攻占伊吾城，留守一些士卒屯田后班师回塞内。其余三路汉军因北匈奴闻风而逃，均无功而返。正是在此次战役中，窦固发现假司马班超颇具军事才能，遂命其率三十六名随员出使西域。从此，班超开始了经营西域漫长而又艰苦的历程。十七年冬，窦固等率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今甘肃安西)，于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乘胜攻占车师前后国，复置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恢复了汉在西域中断近六十余年的统治。十八年春，窦固奉诏罢兵，回到京师洛阳。就在窦固大军离开西域之后，北单于蒲奴立即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前来争夺车师前后国，都护陈睦、戊校尉耿恭、己校尉关宠被匈奴及耆焉等国分别围攻，形势非常危急。恰在此时，明帝去世，朝廷无暇出兵增援西域。结果陈睦、关宠先后战死，仅剩耿恭死守疏勒城，顽强抗击着北匈奴大军与车师兵的围攻。耿恭智勇兼备，对士卒推诚相待，同生共死，深得士卒拥戴，故能同心死守孤城。久围粮尽，煮铠甲、弓弦为食。北单于派使者前来劝降，许封耿恭为白屋王。耿恭不为所动，将匈奴使者诱上城头亲自斩杀。北单于大怒，急攻疏勒城，但始终不能如愿。等到次年章帝即位后，派出援兵解疏勒之围时，耿恭部众死伤殆尽，仅剩下二十六人。章帝见西域形势严峻，决定再次放弃西域，撤销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此时，如果不是班超抗旨不遵，自行决定留守西域，汉朝的势力将再次完全退回到玉门关以内。

  虽然汉军在西域遭受一些挫折，但北匈奴的处境却更为困难，不仅要防备汉军、南匈奴、乌桓及鲜卑的进攻，还得忍受天灾的袭击，真是内外交困，苦不堪言。建初八年(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部众三万多人至五原塞附汉，开启了北匈奴部众大规模叛逃的先例。元和元年(84年)，北匈奴驱赶牛马万余头前来与汉贾互市，结果又被南匈奴轻骑截夺，经济损失惨重。尔后，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纷纷降汉，仅元和二年一年，北匈奴内附者就有七十三批之多。众叛亲离的结果，致使北匈奴的势力愈加衰落。章和元年(87年)，鲜卑又趁火打劫，攻其左地，杀优留单于，北匈奴大乱，屈兰等五十八部，二十多万人南下降汉。章和二年，北匈奴骨都侯等立优留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史失其名)，其兄弟为争单于之位，内部又发生分裂，加以饥蝗成灾，其部众南下附汉者络绎不绝。同年七月，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见北匈奴已山穷水尽，遂上书请求与朝廷共同出兵攻灭北部，统一匈奴，彻底消弭边患。此时章帝刚刚去世，年幼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执政。南单于上书后，窦太后征询执金吾耿秉的意见。耿秉认为：武帝时就欲臣服匈奴，可惜未逢其时；如今匈奴分裂，正是彻底臣服匈奴的大好时机，不可错过。窦太后采纳其议，命其兄窦宪与耿秉统兵于明年出击匈奴。不料此事却引起以司徒袁安为首的朝臣们的激烈反对，纷纷上书劝阻，反复谏诤十多次。窦太后不为所动，出征北匈奴的大政最终确定下来。正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曾被章帝痛斥为“腐鼠”的窦宪成为三百年汉匈战争的终结者。

  窦宪是窦融的曾孙，祖父窦穆娶光武帝女内黄公主，父窦勋娶光武帝子东海王刘强女沘阳公主。祖、父二人尚公主，居高官，权倾一时，终因干乱政治、交通奸滑而获罪，父子俱死于狱。此时窦宪年少，又为罪官之后，仕途本已无望。但在建初二年(77年)，因妹妹立为章帝皇后，窦宪被拜为郎，迁为侍中、虎贲中郎将，从而春风得意，权势熏天，竟然强夺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此事后为章帝知晓，痛斥窦宪为“腐鼠”，方将园田归还。章帝死后，和帝年幼，窦太后秉政，窦宪参议国家机要，权势更盛。因见风流倜傥的都乡侯刘畅赢得年轻太后的欢心，害怕分其权力，窦宪遂遣刺客将刘畅杀死。太后痛惜情夫被害，将窦宪囚于内宫，准备严惩。窦宪恐怕被诛，于是上书求击匈奴以赎罪。于是窦宪被拜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沿边十二郡骑及羌、胡兵击北匈奴。

  永元元年(89年)六月，窦宪、耿秉率八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南单于亲将万骑出满夷谷(今内蒙包头北)，度辽将军邓鸿率羌胡八千骑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率万骑出祻阳塞(今包头东)，三路大军约定在涿邪山会师。窦宪率大军出塞之后，分遣副校尉阎磐、司马耿夔等与左谷蠡王师子率精兵一万余骑，于稽落山大败北单于军，其部众四处溃散。北单于率残部逃遁。窦宪率大军随后追击，又大破北匈奴诸部，直追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乌布苏泊)，斩首名王以下一万三千多级，掳获牲畜近百万，前后招降八十一部二十多万人。窦宪统率大军出塞三千多里，大获全胜，乘兴与部属登上燕然山，令幕府中护军班固作铭，勒石纪功。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赞扬窦宪与耿秉率“鹰扬之校，螭虎之士”，千里奔袭，“陵高阙，下鸡塞，经碛卤，绝大漠”，取得了显赫战绩，“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宣称这次远征北匈奴即可以雪“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又可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威。”显然，窦宪等人已经认识到此役是最终战胜匈奴的关键一战，所以班固声称此役之后，可以“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事实确实如此。此役是汉匈长达三百年的战争中最后一次战略大决战。北匈奴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在漠北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崩溃，北单于被迫西迁，从而离开匈奴人曾经纵横三百年的大漠，开始了坎坷的西迁历程。

  窦宪在燕然山铭功后率大军返朝，班师途中又遣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西行，准备招降北单于。这时北单于已经逃到西海(今巴尔喀什湖)之上，北匈奴内部乱作一团，吴汜、梁讽沿途招降一万多人，至西海后宣扬汉廷声威，劝慰北单于仿效呼韩邪单于，东归降汉，保国安民。北单于非常喜悦，立即率残余部众随汉使返回。北单于归至私渠比鞮海时，听说汉军已经入塞，心存疑虑，不敢亲自入汉，于是遣其弟到洛阳探听虚实。此时窦宪因击北匈奴有功，拜为大将军，封为武阳侯，威震朝廷。窦宪见北单于不亲自入朝，颇感不快，于是遣还其弟，北匈奴第一次请和未成。

  永元二年七月，大将军窦宪率兵镇守凉州，又摆出一副即将大举出兵的态势。此时北单于见汉遣还其弟，复遣车偕储王至居延塞，请求汉朝遣使至北匈奴商议归附事宜，窦宪于是遣班固与梁讽前往。南单于当然不愿意北匈奴与汉媾和，于是上书请求出兵袭击北匈奴，护匈奴中郎将耿谭遣从事率汉军配合。而北单于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还在急切等待着汉使的到来。入夜之后，汉军与南匈奴军二路夹攻，北单于在睡梦中惊醒，受伤后仅以身免，连玉玺也来不及携带，八千多人被杀戮，单于阏氏与儿女五人、部众一千多人都成为俘虏。等汉使班固、梁讽赶到私渠比鞮海后，北单于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唯有残破的帐庭与满地的死尸，默默地陈列在大漠之上，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欢迎前来媾和的汉使!

  永元三年二月，窦宪见北匈奴衰微之极，再也不屑与北匈奴讲和，决心消灭北匈奴，于是遣左校尉耿夔率大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此时北单于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与汉军一触即溃，只得再次率残余部众突围而逃，母阏氏也被汉军俘虏，五千多部众都被汉军斩首。耿夔此次出塞五千多里，是汉匈战争爆发以来汉军出塞作战行程最远的一次，也是汉匈最后一次大会战。金微山之战后，北匈奴国家从此灭亡。本来北单于在二年前已经西迁，只是听从窦宪所派汉使梁讽等人的劝说后方才东归；而汉军却突然发动了金微山之战，颇有些背信弃义的味道。汉匈二大民族在大漠角逐争雄三百年，就是以这样不甚光彩的最后一战永久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金微山之战后北单于下落不明。据一些学者研究，北单于突围之后，仍沿西迁的老路逃至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的康居一带。班超平定西域后，北匈奴在康居立足不定，离开康居，绕过咸海，再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四世纪前叶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的祖先，或许在那里继续去圆已经在大漠之上破碎的重建匈奴帝国的美梦。（全文完）

卓越

真是一本好书，畅快淋漓，值得一读！

卓越

终于看完了，可歌可泣的诗史画卷依然回荡在眼前。向那些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一定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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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详细，斑竹很用心。。。